恐怖分子与民族无关
多鲁洪：对于暴恐事件，大家都是反感的，而且是坚决反对的。实际上，对这种问题，作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们更着急，我们也更愿意帮助国家，共同把社会变得更和谐。我认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维吾尔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应该是最有效的一支力量，也是国家应该信任的。现在的反恐形势很严峻，因为是互联网时代，它跟工业时代的区别就像大象和蚂蚁的竞争。在工业时代，是大象之间的较量，谁有力量谁占上风;而蚂蚁时代，国家出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维稳，但这么大的国家，中间某个地方总有放松的时候。到底靠什么来解决根本问题呢？首先要赢得维吾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有一些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它们一些不实报道使各民族之间不信任感大大增加，这是更大的灾难。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很好。现在经济发展了，反而出现了各种杂音，都是因为受负面因素的影响，大家缺乏互信了。
热汉古丽：暴恐事件不是现在才有，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当时媒体不发达，现在媒体开放了，许多媒体却只强调它的现在，不探究它的背景、历史渊源。现在的报道是就事论事，但民族问题恰恰不能就事论事。这就导致社会上给维吾尔族贴标签的问题。每次暴恐事件发生后，维吾尔族人就说怎么又出事了，日子又不好过了，第一反应是反感这样的事，第二反应就是担心跟本民族联系到一块。但这些暴恐分子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刻意的标签，已经使得只要发生恐怖事件，我们就很内疚。可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跟民族无关，我们凭什么内疚？不管什么民族，他杀人犯法，谴责惩罚他就行。
买买提明(男，33岁，伊斯兰教经学院老师，来自喀什)：我是2001年上大学时来北京的。2005年到2010年我被公派到埃及留学，当时埃及局势稳定，老百姓也非常热情好客。2011年埃及局势动荡，我每天都关注埃及的报道。原来那么平安的国家，不仅经济衰退，无辜民众也受到伤害。所以对恐怖事件，我们都不愿看到，因为滥杀无辜民众无论从宗教还是道德角度来看都是被严厉禁止的。
我觉得许多宗教问题还应该从宗教本身来解决。国家的宗教政策很好，但有些政策在新疆一些地方没有落实到位。比如对待戴头巾、留胡子等问题。对于暴恐事件，我相信我们国家有能力彻底解决，不可能控制不了那一小撮人。但前提是能不能早点从源头把问题解决好。
阿布拉(男，32岁，《中国穆斯林》杂志社编辑，来自和田)：我也是2005年公派去埃及留学，我对当地宗教宽容度特别有感慨，当地每一个有清真寺的地方，都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在宽容的氛围下，民众也比较宽容。我觉得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要利用好爱国人士和宗教人士。只有爱国的、符合党的政策的宗教人士起到作用，那些地区民众的思想才不会被极端宗教思潮占领。但有些地方有知识的宗教人士得不到信任，当不成阿訇。实际上，在南疆，这些人士非常有威望，当地政府应该很好地让这些宗教人士起作用。
多鲁洪：到现在为止，在任何一次恐怖事件中，没有一个维吾尔族的爱国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参与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闲杂人员，这是明确的事实。所以怎么发挥维吾尔族干部、爱国宗教人士等的作用很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