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他舍生忘死，为国铸剑。

当时，兵工生产条件极其简陋。把水井的辘轳固定在一个支架上，井绳上吊一块100多公斤的铁疙瘩，就成了锻打枪体、炮弹壳的“手摇汽锤”；在磨粮食的石磨轴上，套一条粗布缝制的传送带，就成了“人推发动机”；将手电筒灯珠磨出一个口往里面塞火药，一通电就成了“电发雷管”……就是在这样的“铁匠铺”里，吴运铎等人建成了我军第一个军械修造车间，并首次制造出步枪和第一批平射炮、枪榴弹；制造出42厘米口径、射程可达4公里的火炮；研制了拉雷、电发踏雷、化学踏雷、定时地雷等多种地雷；在只有8个人的条件下，年产子弹60万发……

为了制造武器、确保前线作战顺利，吴运铎几次走在死亡边缘，但是死亡的威胁从来没有阻挡他前进的步伐。1947年9月，在大连甘井子一个名叫老虎牙的山洼里，“轰”的一声巨响让山坡外的人们心头一惊。巨大的爆炸气浪把时任大连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引信厂厂长的吴运铎抛向空中，甩到了20米外的海滩上——当时是在试验新炮弹，吴运铎冲上前去查看一枚未爆炸弹时，炮弹突然炸开了……这是吴运铎第三次被炸成重伤。

和平年代，他夙夜在公，为党尽心。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历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主持多项兵器科学研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队装备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吴运铎来说，只要能为党多做一点事，再苦再累也很幸福。就像他自己说的，“即使自身化为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让伙伴们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

离休后，吴运铎在青少年教育和残疾人帮扶事业上投入了大量心血。他拖着残弱的身子，到机关、工厂、学校等地作报告上千次，听众多达10万人。住院时，他把病房当课堂，接待少先队员过队日、共青团员上团课。在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吴运铎鼓励病残青年学习知识和技能，生产自救，提高自身素质，创建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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