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王韬还希望以编纂刊行西方历史著作来增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从而打破中国官民的封闭状态。同时期望通过对外国史志的介绍、对西方国家强弱盛衰变化原因的探讨，针砭中国现实，刺激国人发奋进取，改革图强。他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中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等书中对其加以大力推荐。戊戌改良运动的发动者们，试图以其中对国势、政体、民情、科学技术等时代焦点问题的强烈关怀，来引发国人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从而促进中国改革运动的早日到来。

甲午一役，中国跌进了更加耻辱的灾难之渊。王韬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维新主义知识分子身上。１８９４年，他在上海与孙中山见面，为其写信给当时在李鸿章幕中供事的朋友，请他介绍孙中山与李鸿章见面。１８９５年，他与“公车上书”后名声正响的康有为在上海见面，鼓励他把改革的主张变为改革的政治活动。

王韬欣喜于新一代改革者的政治实践，自己却再无精力投身其中。１８９７年王韬溘然长逝，一代思想伟人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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