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在1997年的7月1日，我最难忘的一个时刻，就是看着英国的国旗降下来了，我们的五星红旗升上去了。当时，我作为一个60岁的人，盼望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香港回归祖国了，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个很感动很感动。
我小的时候，在英国读书。后来，我的父亲让我到美国去实习。从美国回来之后，我父亲又让我到他的船业公司工作。1980年代，我父亲去世后，整个家业都落到我身上，当时真的很艰难，但是我们挺过来了，而且还做得不错。这是为家业，我们都是很拼的。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还经常带我到外滩，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个教育是根深蒂固的。他告诉我，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为国家民族做点什么。在香港回归前的二、三年，许多朋友劝我出来为国家做点事，后来邵逸夫先生跑来劝我，说我应该出来了，我开始还有点犹豫，但是，我想到我父亲的话，我们要为中国人做点什么，所以就站出来了。
我知道，做特首的责任真是很重的，因为“一国两制”是一个不可以失败的事业。所以以后的这样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每天、每天，努力、努力地工作。
问：在您就任首任香港特首伊始，香港遇到了从东南亚蔓延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这是您首任特首任期内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您带领香港抗击金融风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对此，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答：1997年7月1日，我们庆祝了回归。7月2日，我们还沉浸在喜庆氛围里，泰国的货币就同美元脱钩了，亚洲金融风暴开始了，就是24小时以后就来了。
我们知道，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金融更是如此。人家打个喷嚏，我们就会感冒。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一步步加深，到了1998年的8月份，国际的炒家针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发起攻击。因为我们的汇率是同美元挂钩的，他们就想冲破这个联系汇率，那么他们可以有利可图了。那么在这个同时，他们又抛我们的股票，也可以在股票里面获得好处。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头没有预想到的一个攻击。
八月份，我们看清楚了以后，启动了一个反击，结果我们是斗赢了，好像做了英雄一样，我们也很高兴。其实当时的风险是很大的，但总算还是做成功了这一件事情，我们也赚了很多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很骄傲，我们也很骄傲。当然，这里也有运气的成分。当时，俄罗斯的金融出了问题，也影响到了炒家的利益，有些巨头无暇他顾，纷纷撤资离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