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阳说，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一致，绝不意味着立法仅仅是简单的、单纯的符合改革决策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整个立法程序使改革决策更加完善、更加周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坚持在法治框架内推进改革，从而也就实现了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实际上，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一致恰恰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制定专利法：
迈过了三个门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有一条路线图——从‘八二宪法’规定国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并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到后来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这个路线图不是事先画出来的，它是实践探索的结果。”张春生说。
张春生回顾了专利法的立法过程。“我们公有制计划经济要不要搞专利？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争论。”张春生说，专利法的制定，迈过了三个门槛。
第一个门槛，中国要不要实行专利制度？“有些人反对制定这部法，认为不立专利法有好处，第一用外国技术不花钱，拿来就可以仿制，第二可以‘一家花钱引进，百家使用’。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要搞专利法。”张春生回忆，“争论的结果，还是认为应该有这个法律制度”。
第二个门槛，搞几种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是搞一种还是搞三种？“专利局的同志倾向于搞三种，其他同志倾向于搞一种。最后争论的结果，三种专利都搞。”张春生说。
第三个门槛，涉及专利法的条文结构问题。张春生回忆，1984年农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下午召开会议，有人提出要修改条文结构。“当时的草案把专利分三章写，第一章把发明从申请到批准到异议程序以及强制许可都写完了，第二章、第三章用了很多准用条款。有人提出，这种写法用起来不方便，也有人认为这一结构没有实质性偏差。”张春生说，争论的结果是决定修改，让这部法既好看，又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