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袁武振介绍，从1938年至1945年八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逐年分别是：59%、62%、58%、75%、63%、58%、64%、69%。数据充分表明，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人民抗日武装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并逐渐成为战略反攻阶段的决胜力量。到1945年年底，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收复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并协同苏军解放东北全境，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小米加步枪”是延安岁月最生动的写照。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经过与国民党政府的多次谈判，当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从此开启了由苏维埃制向抗日民主制全面转变的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时期。

在边区政府旧址，窑洞里的历史遗迹、老照片和数据图表为后人勾勒出一个遥远而清晰的抗日民主政权形态，“三三制”制度创新、先后三次的三级边区民主选举以及工会、青年救国会、妇联、战地服务团、抗敌互济会等抗日根据地民主改革和大量群众性团体的集中涌现，令80多年前“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圣地延安形象跃然眼前。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建满说，经济建设是边区政府的重任。大生产运动期间毛泽东发表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著作以及党中央开展的减租减息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也为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治理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边区政府旧址窑洞里，一张“陕甘宁边区生产发展统计表”吸引了记者的目光：1938年至1945年，边区耕地增加1.44倍、粮食产量增加1.32倍、牛羊驴等存栏增幅均在2.5倍以上。胡建满说，这样的发展速度放在今天当然不算快，但在当时严峻的环境条件下，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胡建满介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下，1940年，蒋介石不仅停发八路军军饷，还调集50多万军队对边区形成了五道包围封锁线。正如毛泽东所说，“困难真是大极了！”“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党中央的回答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一场大生产运动在延安的山川峁峦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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