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迅即引起巨大的国际反响。世界著名外交学者罗纳德·基思认为，无论是在会议谈判之中，还是在谈判之外，中国一直努力将国家之间关系纳入“和平共处”的构想之中。

和西方大国接触取得实质性成果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还处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孤立的状态。但是，在日内瓦这个多边外交大舞台上，西方大国不得不面对他们在外交上还没有承认的新中国。

对新中国而言，和西方大国进行面对面交流乃至交锋，也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展。中法两国总理的接触，对达成解决印支问题的协议起了决定性作用；中英在会议期间确定互设代办处，英国贸易代表团决定访华；美国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转达，要求同中国讨论有关遣返两国在对方的人员问题。

中国在斗争的同时，对美方举动作出积极回应。会议期间，双方代表团就两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进行了多次接触。会议结束后，两国继续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一年后，又升格为大使级谈判。持续达10多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为日后的中美恢复邦交谈判埋下了伏笔。

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同法、英、美等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接触，实质上冲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打开了同西方国家扩大接触的局面，是重要的外交突破。

《华盛顿邮报》当时发表的社论认为，美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谈“具有头等重大意义”。

“求同存异”引导亚非合作行稳致远

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中心的亚非大街将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路边一座乳白色的三层建筑是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1955年在这里举行的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讨论与亚非国家相关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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