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项目筹划阶段，高守良就向中间人林某提出，要从这个项目中获利5000万元：“这个事，挣几百万要担风险，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同样是担风险，那就挣个几千万吧。”

急于得到项目的该公司负责人唐某马上答应了高守良的要求。很快，市供销合作总社与该公司达成开发意向。但在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前，高守良提出要先支付给他第一笔钱——1000万元人民币，而且必须是现金。钱不到，协议便不签。于是，便有了前面那一幕。

在收到第一笔钱之后，高守良又要求对方以转账的方式，将3000万元人民币转到由他实际控制的某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高守良将他对金钱的畸形欲望表露得淋漓尽致。”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高守良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时，已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可他依然不收敛、不收手，那笔3000万元的转账就发生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两天。

“高守良涉案金额特别巨大，造成的损失特别严重，作案手法隐蔽，犯罪情节恶劣，案情复杂，涉案人数多，这些都说明高守良贪婪成性，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北京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王向明告诉记者，在真金白银面前，高守良无所不用其极，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

经调查，高守良涉嫌受贿近1.8亿元人民币（其中，1.1亿元未遂），涉嫌贪污164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0余万元。

“我内心深处认为，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不可能做到大公无私，不可能脱离低级趣味。”高守良这样剖析自己堕落深渊的原因，“事事想回报，认为自己从合作伙伴那里拿些好处、占点便宜，他们也没吃亏，自己很心安理得。”

专横跋扈，搞“一支笔”“一言堂”——

“他说你对就对，说你错你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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