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图片来源于网络）

四、运河对徐州地方文化的影响

运河、漕运在带动徐州商品经济发展、影响徐州城市选址和建设的同时，在促进徐州运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徐州地方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徐州科举和文风的兴盛、小说及戏曲的形成和传播、徐州运河建筑文化的繁荣三个方面。

(一)运河与徐州科举和文风的兴盛

明清时期，徐州曾经出现过姜公书院、养正书院、河清书院、聚奎书院、川上书院、吕梁书院、镜山书院、醴泉山书院等众多书院，而以位于徐州城南云龙山西麓黄茅岗的云龙书院最为著名，其规制最为完备，前后延续时间也较长。云龙书院位于徐州城南云龙山之上，康熙六十年(1721年)，时任淮徐同知的孙国瑜在此设立义学。雍正十三年(1735年)，徐州知府李根云改建为云龙书院。云龙书院的辉煌之处在于它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云龙书院的辉煌时期是在晚清，著名书法家张伯英老先生以及曾任北洋政府国务秘书长的徐树铮都毕业于云龙学院。

就科举与书院教育而言，徐州户部山一直是明、清、民国时期徐州文化教育的中心。从明代嘉靖年间起，徐州地方官员在户部山戏马台建立了众多书院和学宫等教育设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徐州工部主事冯有年在戏马台上建文昌宫;后又有武侠阁与之犄角相对;万历三年(1575年)，徐州知州刘顺之在三义庙东南侧建东坡祠;清康熙末年，戏马台西侧建聚奎书院;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徐州知州朱焘委派吏员郭华庭于正殿东增建文昌楼。这些书院和学宫等文化教育机构为徐州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以清代为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康熙年间的状元李蟠和道光年间的翰林崔焘，另外，还有著名的《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在现在的徐州户部山上李蟠的状元府及崔焘故居还依然保持着大体的格局，成为明清时期徐州科举兴盛和文风昌盛的历史见证。

(二)运河与小说及戏曲的传播

随着城市生活的丰富和市民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古典小说逐渐走向繁荣，以《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巅峰。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均诞生于运河地区，其作者、成书背景、内容、传播莫不与运河沿岸的生活和文化密切相关。明清小说和运河文化二者关系密切，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运河文化哺育了明清小说，明清小说光大了运河文化。

具体到徐州，值得一提的是《金瓶梅》与徐州运河之间的关系。成书于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金瓶梅》，旧题兰陵笑笑生作，学术界关于该书作者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为运河地区人或长期生活在运河地区，因为小说中主要人物、事迹多发生在运河城市，书中对运河城市商业经济、市民生活的描写深入细致，甚至有学者认为《金瓶梅》全面反映了明代京杭大运河的各种特征，并且通过黄河和运河的种种特征证明了故事叙事地点“清河”实是徐州;“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由此可见，明清小说与徐州运河关系之密切。运河水运的四通八达，不仅密切了南北方政治经济联系，也促进了南北之间文化的交流，为古典小说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徐州运河作为京杭运河极为重要的一段，无疑发挥了传播媒介的作用。

运河在促进南北戏曲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方面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徐州地方戏曲丁丁腔的形成为例，徐州“丁丁腔”，初称“太平歌”，是徐州特有的戏曲种类，它的形成与传播和南北漕运密切相关。明末清初地处大运河、微山湖一带的铜山、利国、季堡、厉湾等经常停泊由南方往京城漕运粮食的船只，船上有很多会唱南方小调的人。当地农民耳濡目染渐渐地学会哼唱，久而久之形成这一样式。后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由独唱而对唱、合唱，发展为戏剧形式。主要伴奏乐器为月琴，以其声“丁丁冬冬”清脆悦耳，遂以“丁丁腔”名之。运河在徐州地方戏曲的形成、发展与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徐州建筑景观中的运河因素

漕运在促进徐州商业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孕育和滋润了徐州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明清时期，徐州运河区域的建筑文化主要分为水利工程建筑和城镇商业建筑两大类。水利工程建筑主要包括故黄河护城石堤、荆山桥遗址、《疏凿吕梁洪记》碑、韩坝闸、大屯闸、蔺家坝、周庄闸、广运仓遗址等近30处，这些作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徐州段运河水利工程相关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明清时期徐州水利文化与建筑文化的繁荣，弥补了徐州运河文化研究的空白，同时为京杭大运河水利工程史、管理历史及桥梁与建筑技术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城镇商业建筑包括徐州户部山古建筑群和新沂窑湾古镇。它们见证了运河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以及独特的运河生活，并在其历史格局、建筑形式等空间中留下鲜明的痕迹，反映了大运河所影响的经济和社会特征，为运河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

五、运河与徐州水神信仰的盛行

明清时期徐州是南北漕运的必经地区，大量漕船经徐州北上，其中又有徐州洪和吕梁洪两处险段，再加上徐州运道黄运交汇，大量河工集中于这一地区，使得徐州地区的民间信仰较之前代有了极为显著的变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水神信仰的盛行。

(一)徐州吕梁洪与金龙四大王的首次显圣

明清时期倍受官府和民众崇拜的漕运之神—金龙四大王谢绪首次显圣的地点就在徐州吕梁洪。据明人朱国桢的《涌幢小品》记载：“金龙大王，姓谢名绪，(东)晋太傅安(谢安)裔，金兵方炽，神以戚畹，愤不乐仕，隐居金龙山椒，筑望云亭自娱。……大明兵起，神示梦，当佑圣主。时傅友德与元左丞李二战于徐州吕梁洪，士卒见空中有披甲者来助战，虏大溃，遂著灵应。永乐间，凿会通渠，舟楫过洪，于是建祠洪上”。《古今图书集成》也记载：“丙午春，黄河北徙，九月，明太祖取杭州，丁未二月，傅友德与贼大战吕梁，见金甲神人空中越马横槊擒贼众大溃。……隆庆中遣兵部侍郎万恭致祭，封金龙四大王”。另外，明清时期众多文人笔记和地方志也都记载金龙四大王首次显圣的地点是在徐州吕梁洪。

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吕梁洪和徐州洪并称明代徐州段运河的两处重要险段，同时也是漕运船只和南北商船、客船的必经之地。明人陈仁锡《重建徐州洪神庙记》称：“凡四方朝贡转漕及商旅经营者，率由是道”。成化年间，李东阳在其《吕梁洪修造记》中记载吕梁洪“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由于明代前期采取“借黄行运”之策，徐州段运道受黄河水患的危害极为严重，导致漕船过洪颇为艰难。作为漕运保护神的金龙四大王信仰首先在此“显圣”也不足为怪，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徐州段运河在整个明代漕运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漕运、河患与徐州水神信仰的盛行

民国《铜山县志》记载在当时的铜山县境内金龙四大王庙就有三处：“一在北门外堤上，一在河东岸，一在房村”。另外，还有徐州洪神庙和吕梁洪神庙。徐州洪神庙：“在百步洪上，旧有庙称灵源宏济王或称金龙四大王，凡舟蹈洪必祷焉”。徐州吕梁洪神庙则有两处：“一在上洪，旧称河平王，明永乐初建，宣德十年，知州杨秘重修。一在下洪，旧称龙神，元皇庆间建，明天顺年重建”。徐州龙王庙：“明隆庆四年八月庚戌建河神祠于夏镇、梁山各一，赐名曰洪济昭应，命夏镇闸徐州洪主事以春秋致祭”。邳州、沛县等地也有水神庙宇的分布。邳州金龙四大王庙在旧城西北三里，名“灵感通济庙”。邳州龙王庙在下邳驿东，沛县龙王庙在夏镇城东北隅运河西岸。同治《徐州府志》记载沛县竟有天妃行宫十处之多：“一在县治东关护城堤内，一在县东五里射箭台上，一在县东十里，一在县北三里吕母冢，一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刘八店集，一在夏镇新河西岸，一在县西南戚山北，一在县东南十五里，一在县东南三十里里仁集，一在县北三十里庙道口。”沛县由于治河活动频繁，治水人格神信仰盛行。沛县朱公祠在夏镇镇山书院，“祀明工部尚书朱衡。”沛县茅公祠在夏镇分司署东，“明万历中，工部郎中茅国缙卒于官，人怀其德，立祠祀之。”沛县五中丞祠：“顺治十六年，工部郎中顾大申建两河书院，祀明都御史盛应期、少保朱衡、少保舒应龙、工部尚书刘东星、少师李化龙，以主事陈楠、郎中梅守相、郎中茅国缙、陆化熙配食两庑，皆先后有功与河者。”明清时期徐州运河、漕运的发达及其在南北漕运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导致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

六、结语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古代大多数城市与交通路线有密切的关系。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城市，由保障漕运而导致的运道变迁对徐州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运河而来的漕运给徐州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城市建设以及民间信仰和社会风俗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运河、漕运成为影响明清时期徐州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成为引发徐州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主要外部动力，对明清时期徐州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胡梦飞，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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