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延续着大运河绵绵涛声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堤坝。运河南北有两道土堤，老百姓们习惯上称之为隋堤。《开封府志》中记述：“隋大业元年，开通济渠……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后蜀何光远《鉴戒录》中也记述：“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号曰‘隋堤’。”北堤宽40米，高出地面约6米，用以抵挡黄水；南堤宽约20米，高出地面4米，用作御道，设置五里一敦、十里一亭、百里一驿。河床高出地面2至3米。在过去，人站在堤外能听到里面车水马龙的喧闹，但看不到公路上的车辆行人。
当年隋堤之上杨柳依依，叠翠成行，柔软的枝条轻轻牵出一个季节的相思。风吹柳絮，腾起似烟，在任何春风可以抵达的地方，都留下一行行生动的诗句。清晨，晓雾蒙蒙，翠柳被笼罩在淡淡烟雾之中，苍翠欲滴，仿佛半含烟雾半含愁，曾醉倒了多少墨客文人的心怀。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隋堤柳》诗中写到：“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透过这诱人的风光、诗意的朦胧和超然的韵味，似乎使人们看到，在那“春光荡城市，满耳是笙歌”的年代，那些富贾豪绅寻欢作乐的情景。唐朝诗人杜牧有“夹岸垂杨三百里，只应图画最相宜”的诗句。杨柳纤长的枝叶，如同飞扬的琴弦，挥洒成一缕缕浅笑；杨柳青翠的色彩，好似碧透的舞台飘扬出一个个舞姿。
关于隋堤杨柳的来历，笔记野史中有一则故事。有一年天气新热，隋炀帝听闻扬州琼花盛开，立即从东都洛阳摆驾，浩浩荡荡东下扬州观花。那时候，从洛阳到扬州的大运河尚未完成，中途要换走旱路，杨广嫌乘坐车辇不开心，就命沿途州县供给黍稷、香油，铺地行舟。然后，杨广又挑选五百名美女，分成五班，每班一百名，轮流拉纤。纤弱的少女拖着沉重的龙舟，一步一滑地走在用香油拌黍稷铺成的路面上，而杨广看着不断跌倒又爬起来的拉纤少女，得意忘形。不一会儿，这些拉纤的殿脚女就气喘嘘嘘，香汗淋淋。翰林院学士虞世基呈上对策：在堤岸遍种垂柳，清荫交映，一可为殿脚女遮阳，二能够加固新筑河堤。隋炀帝大喜，立即传旨隋堤岸边郡县连夜赶种柳树，每种一棵，赏绢一匹。短短几天之中，官员、百姓蜂拥而至，将周边大小柳树都移栽于河堤两岸。
隋堤之上，与杨柳相伴的还有桃李与花草。宋朝诗人曹勋《隋堤草》一诗中写道：“绵绵隋堤草，草色翠如茵。梧桐间桃李，秾艳骄阳春。杨柳垂金堤，拂舞无纤尘。行人不敢折，守吏严呵嗔。”清代淮北名士李心锐在《睢阳古道》中有“柳胜堤边缘，尘消陌上红”的诗句。可见当年隋堤曾是绿柳红花，景色十分迷人。
随着运河水的流淌，南北文化的精髓浸润着淮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从而滋生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风俗与民情。
后来一些河段的大运河消失了。以黄河水为水源的隋唐大运河，由黄河水性决定，也像黄河一样，河床在年复一年的淤淀与增高中，不知不觉地隆出地面，成了中间微凹的悬渠。当地人干涸后的悬渠叫作“槽子路”。大运河，连同人类共有的一段梦想，被抛弃在荒草迷离之中，孤独地听任荒草野禾的牵引，成为历史深处的火焰，潜藏在泥土之下。河道湮塞废弃以后，河床及两侧的河堤在淮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更加显得突兀高隆。历史进入20世纪，当一种新的更为便捷的汽车运输方式成为主流，公路便在淮海大地上修建起来。利用运河河道筑路，以减少填方工程量，就成了非常自然的选择。如今，大运河曾经流经的地方，已经成为淮北平原上的幸福大道。隋唐大运河在岁月中增高，在改朝换代中被遗弃，又在新时代转换成平坦大道，始终为沿岸百姓广布着福祉，一切似乎都是自然天成，它也理所当然地为民所敬。黄土之躯，横亘千年，一代帝国的风骨不变，河城相拥滋生的气质文化早已生根发芽。
在河道功能转变的同时，两岸的河堤也在岁月风雨的剥蚀中变得越来越矮小。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年复一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宿永公路两侧的河堤逐渐摊平。时至21世纪，只留下两道近似东西走向的坡带。如今走在宿永公路上，还可以看到南侧随路断续延伸的一条大土垅。当地群众依然习惯地称它“隋堤”。葳蕤与繁茂的背后，柳树柔弱的双肩承担起了无数沧桑磨砺与风吹雨打。到如今，曾经随处可见的身影已难觅踪迹了。隋堤的繁盛与衰败，不仅映照了隋炀帝的奢靡，更包含了百姓的辛酸。让我们循着诗人的笔端，再次走近袅娜起舞的垂柳，回味着流水般逝去的人间万象。“搔首隋堤落日斜，已无余柳可藏鸦。岩傍昔道牵龙舰，河底今来走犊车。曾笑陈家歌玉树，却随后主看琼花。四方正是无虞日，谁信黎阳有古家？”(唐代诗人吴融《隋堤》)
再一次想象着消逝的泥土无法在今天重新聚拢起来，但是随着近年来的一次次考古发现，那些曾经不可解释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我们不得不赞叹那曾经的杨柳，柔弱的身躯舞动的不只是媚人风情，更是不屈的灵魂。
曾经的运河、码头、航船、瓷器、堤坝、杨柳，见证了柳孜集的兴衰。得益于大运河这个黄金水道而兴盛起来的柳孜集，原为柳江口、柳孜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晚期。据明、清《宿州志》记载：四千多年前，柳孜就是一个人群聚落。春秋战国以来曾先后归属宋国、楚国，秦汉时期隶属沛国相县，唐宋以来隶属宿州临涣县。
关于柳江口名字的由来，这里有一个故事。隋炀帝巡历淮海，在龙舟之上观看殿脚佳丽持楫划船，即兴作诗一首：旧曲歌桃叶，新歌唱柳眉，将身伴轻楫，疑是渡江来。当地官员为讨好皇帝，就把这段运河命名“柳江”，因柳孜码头又是大运河上的重要口岸，于是柳孜就被叫做了“柳江口”。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里还存有“柳江口码头”的石碑。
当我们谈论当年舳舻千里、纲运繁沓的大运河，谈论绵延不绝的运河文化时，我们在柳孜这里找到了载体。
自隋代开凿大运河后，柳孜逐渐发展成为运河岸边的重要商埠，淮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当年的柳孜镇人口众多，客流如织，既是漕运中转码头，又是较多的商品集散地，一派繁华景象。在郭沫若主编《中国历史图集》中，唐宋时期淮北的版图上就仅标有临涣、柳孜两个地名。出土文物和历代史料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它的繁华历史。柳孜存有宋代天圣十年(1032)塔碑一块，标刻“大宋国保静军临涣县柳孜镇”，碑文记载，柳孜当时既设监押、巡检，又有税务官，建有七级宝塔一座。兵马监押兼巡检掌管捕捉盗贼，屯驻兵甲训练差使，一般设置于州、县或控扼要害之地。柳孜镇设有“兵马监押兼巡检”，可见其地处要冲之地。清光绪《宿州志》记载，到了“前明1032年，柳孜巨镇有水井百眼，庙宇99座……”
柳孜这个运河岸边的繁华巨镇，自然也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从唐宋以来，这里曾经爆发过多次大规模战争。最著名的是淮北戍卒起义。唐咸通十年，庞勋率领淮北地区戍边的三千名士兵在桂林起义，很快打回淮北，发展到5万余人。他们以柳孜为据点，东据宿州，北克徐州。唐王朝任命康承训为行营都招讨使，统帅7万大军，讨伐起义军。双方在柳孜一带发生了激战。柳孜镇守将姚周率兵抵御唐军数十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惨败。柳孜镇失守，使宿州、徐州失去屏障，庞勋又集合五六万人，试图夺回柳孜镇。由于康承训早已事先设下埋伏，起义军遭到伏击。几个月后，庞勋率领的起义军全军覆没。起义军虽然失败，但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精神和英勇气概永不泯灭。
黄巢起义军也曾在这里，扼控漕运，与奢侈腐朽的李唐王朝抗争。宋廷太尉杨沂中，以淮北宣抚副使的身份，亲率五千骁骑，奔袭屯于柳孜的金军。这位百战名将中计遭伏，只得大败而逃。新四军曾在这里挖战壕，设立伏击圈，开展抗日斗争。
随着运河涛声的消逝和战争硝烟的弥散，柳孜也成了淮海大地上一个幽静的集镇，然而其繁华虽落，历史没有断失；其河道虽湮，文明没有消失。就在不经意中，漫漫尘沙所湮没的运河码头的发掘，让当年小桥流水和集市繁华的柳孜又重新散发出耀眼的光辉，成为世人瞩目的一个焦点。
专家认为，柳孜集考古发现，是我国大运河遗址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考古新发现，它为研究中国运河史、交通航运史、水利史和隋唐宋三代历史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商贸旅游、瓷器的出口外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考古新资料。考古学家王晓秋委员说：“柳孜遗址的发现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考古学家刘庆柱委员说：“从柳孜考古发现来看，如果说大运河是一条项链，这里就是项链上最为璀璨的一颗珍珠。”
离开柳孜镇，回头望去，当年的隋堤烟柳似乎还在风中婆娑起舞，喧嚣的码头似乎还在熙来攘往，挥汗如雨的纤夫们口中的号子也似乎越来越响，希望这些刻在残破沉船上、刻在传世古瓷上、刻在青石码头上、刻在老百姓口口相传故事里的记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作者：张云波，安徽省濉溪县人。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