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权责是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进行的。注册在工商，出了事也不能让教育、人社这些部门负责。”罗志敏还表示，因为历史形成、部门利益等原因，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的主管、监管部门多样，多头管理难以统一归责。
“工商注册为教育企业本身不能说违法，只能说虚假宣传。”陆盛平表示，教育部门并没有执法权，只能发布正规高校名录，而虚假大学名录，省区一级无权发布，国家层面掌握不全，这就给了“假大学”“假中专”生长空间。
风险防控，高校监管待健全
交15万元中介费，每年再向中介交1.5万元杂费，住宿舍、在教室上课、参加考试甚至运动会，却没有学生证、饭卡，更没有学籍。2015年，某知名高校曾发生校外不法人员“运作入学”的招生诈骗。后经校方查实，后勤集团职工串通中介，私自为受骗学生安排了住宿。校方表示，相关人员已受到责任追究。在这个例子中，高校管理的疏失为骗局的可信度增添了重要砝码。
同年，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大理分校被曝2012、2013级的234名大专学生学籍远在云南文山的三鑫职业技术学院。原来，新兴学院当年招录考生过多，三鑫学院又有指标空缺，便承诺帮新兴学院解决学生的学籍问题。新兴学院将这些学生信息汇总后交由三鑫学院录取、办学籍，原拟通过转学转回，后来未能兑现。违规变通给学生带来的潜在风险变成了现实。
有学籍注册证明，有学业档案，有教育主管机构的学历认证和官网的查询记录，也不意味着有含金量。“一些高校成人教育学院只重招多少学生，却不抓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虽隶属于某所高校，但办学模式却很独立，脱离了学校教务部门的监管，学校关心的是它每年上缴的学费收入，其他则很少过问。上级教育主管机构缺乏像普通教育那样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从而存在一个‘监管盲区’。”罗志敏说。
他表示，要堵漏洞，只有加强监管，“一方面，是高校对其下属机构的监管，一方面也有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同时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接受社会监督”。
（本报记者刘博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