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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开国的“前夜”发生了什么

一九四九,开国的“前夜”发生了什么
2019-10-06 11:19:44 中国青年报

1949年的北京还没那么多高楼。这些人从天安门可以看得更远,他们面前是30万人,以及一个辽阔的国家。

但他们所面临的,又是一个连年战争摧残过的国家:1949年,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新生儿的死亡率是200‰。全国只有11.7万名大学生,小学的净入学率只有20%。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北京街头上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产的。

甚至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受阅的17架飞机也都是战利品,为了阅兵效果,有9架飞过天安门后又悄悄折返重飞了一次。

这一天,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土没有解放。这个国家刚刚从硝烟中“站立起来”。在物质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与旧的交接仍在进行。

但有一点,已经交接地再清楚不过:“北京时间”开始了。

中国的1949年是在两份新年献词中到来的。一份出自毛泽东,另一份出自蒋介石。这使那个元旦在历法以及更广的意义上,都属于辞旧迎新的一天。

在河北的西柏坡村,毛泽东在他的献词里说:“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他的头一句话就洋溢着自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他誓言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长江以南,“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宣读了他的《新年文告》。他已决定下野,脱了戎装,身着长袍,对种种问题引咎自责,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而毛泽东用希腊《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鼓励国人做出选择。他还宣布,这一年要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

       70年后,曾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亲手投票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里,仅剩一位在世了。    

他在北京一个安静的社区里深居简出,由于双目失明,他已无法目睹这个国家最新的样子。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这位名叫田富达的老人吃力地回忆着过去。他的记忆已不太完整。谈到兴奋之处,他身体前倾,向着空气伸出双手。用这双手行使投票权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与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等人同在一个会场。

       他记忆深刻的是,那次会议决定了“中国要走什么路”。    

一九四九,开国的“前夜”发生了什么

第一届政协会议代表田富达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

包括政权的缔造在内,许多事情都是在这个会场里决定的:国旗上有无必要出现黄河、斧头和镰刀;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能不能当国歌;国号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国号可不可以简称“中华民国”。

用毛泽东的开幕词来说,“将决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

而田富达本人在那决定性的大会上的发言磕磕巴巴——当时他是没怎么受过汉语教育的台湾高山族人,表示希望“赶快解放台湾人民”。这个愿望至今也还没有达成。

事实上,台湾问题是1949年留给后世的少数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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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解决了很多问题的一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这一年说出了他流传最广的名言。

与后世许多人的印象不同,这句话的出处不是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而是10天前的政协会议开幕式。原话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当年为此热烈鼓掌的代表,只剩田富达了。另一位代表谢邦定逝世于2019年5月,在此生写过的最后一篇回忆文章里,这位98岁的老人形容:“这一场景,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脑子里。”

时任政协会议筹备会副秘书长孙起孟注意到,邻座几位年事较高的代表一边流泪,一边“使劲拍掌”

那次会上,选择国旗是令田富达最为激动的环节之一。在众多选项里,他选了那面红地五星旗,“大多数人同意这个版本”。

几天后的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栏杆边,流着泪欣赏了它的第一次升起。

1949年的中国,升起和坠落同时发生。

宣读《新年文告》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刚刚失去了“国民党第一支笔”陈布雷。他的众多文稿出自陈的手笔,包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名句。

但陈布雷拒绝见到1949年。在一个夜里,他服下了两瓶安眠药。留给蒋介石的遗书里,他说自己“书生无用,负国负公”。他的子女已入了共产党。

1948年最后一天,学者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对着“滚滚长江东逝水”,喝酒,吟诗,落泪。两天后,胡适将他们吟诵的陶渊明的诗句抄在日记里:“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那份新年献词里,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在后世颇为流行的句式——“将XX进行到底”。“XX”可以是“改革”“价格战”“低碳”甚至“爱情”,但在1949年,毛泽东所说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开国的“前夜”发生了什么

到这年3月,河北唐山的陶瓷厂工人李向东说,他们在茶壶上面不再画金鱼、美人和兰花,画上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打到台湾去”。

台湾是田富达的老家,也是蒋介石即将退守的那个中国第一大岛。他已为后路作了安排,包括向岛上输送有价和无价的物资:一吨一吨的黄金,一箱一箱的故宫珍宝,一片一片刻着甲骨文的龟甲。

这年除夕的前一个寒夜,一艘叫“太平轮”的巨轮与另一艘船相撞沉没,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随它沉没的有纱厂的机器、银行的文件和近千人。

       这就是1948年和1949年交接时的中国:有的沉入水中,有的浮出水面。    

“1948年终于过去了,这也宣告了一种政治体制和一段历史的终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目睹蒋介石“周围的环境不断崩塌”,想到了自己前任的一番话——日本刚刚入侵中国时,那位大使说,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历史剧,而我们只是坐在前排的观众,只能观赏它,而不会对剧情有任何的影响。

“当时,我还在怀疑作为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观众,直到现在,这个观众换成了我,坐在一个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场更为悲惨的演出。”

但20岁的田富达在华北军政大学校园里读到毛泽东的新年献词时,想的是,“中国解放,不会是很远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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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比预计的要早。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是,自1946年6月算起,用5年时间打倒国民党。

1949年元旦,内战进入了第三年,解放军在兵力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东北的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华东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将军杜聿明收到了解放军发给他的单刀直入的“敦促投降书”。

“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淮海战役打完两周后,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朱学范、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茅盾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支持解放军进军江南:“革命必须进行到底。”

只隔了两天,在天津得胜的解放军士兵罗士杰在家书里说,“只要再有一年,这个全国光明的日子就会来临”。

围绕1949年,很多人都在计算时间。南京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算错了。他以为,“同共产党隔江对峙个三年五载还是可以的”。

田富达的同龄人牟明亮,一位来自山东的士兵更加迫切。他在1948年3月的家书里说:“大人在家好好安心吧。蒋介石就在今年灭亡……”

不幸的是,他牺牲在胜利前夜——解放军渡过长江的决定性战役里。

1949年4月25日早晨六点半,正在南京的司徒雷登突然被人吵醒,发现卧室进了几个士兵——解放军渡过了长江。

“其中一个人对我的仆人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们很快就会全部拿回来。”他这样记录。

两天后的夜里,解放军的指挥官邓小平、陈毅等走进了总统府。在蒋介石从前的办公室里,邓小平讲了个笑话: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了。

下野的蒋介石原本希望避免这样的局面。1949年前3个月,国民党试图通过和平谈判,划江而治,在中国形成“南北朝”。

南京政府还找过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联合其他几个强国交涉。“我知道这是毫无用处的,可还是遵循他们的意思进行了尝试。”但是,其他国家都礼貌地拒绝了,并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内政,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解决。”

4月1日,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代表团赴北平谈判。在司徒雷登印象里,这就像“愚人节的玩笑”。谈判没有成功,而且对国民党开了个玩笑——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致同意留在了北平,他们最后都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

之后的几十年,国民党军官陈宝善一次次反思过失败。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落败到这种程度。在他看来,解放军的训练不如他们,补给也不好。“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么会垮得这么厉害呢?”

根据解放军的师长高锐的说法,攻打济南的时候,做法是“边打边俘边补”——打下一个据点,马上清查一下俘虏。俘虏掉头就参加攻城,换下国军的帽子,或者,直接去掉帽徽。

田富达曾是俘虏。他17岁时参加了国军,稀里糊涂从家乡台湾到了大陆。第一次上战场,他的枪托被解放军的子弹打穿,他问怎么办,排长说:“扔了扔了!”

“还有200发子弹呢?”

“扔!”

“很痛快”,他挥着手,回忆起战场上的对话,以及第一次上战场被俘的经历。

他还记得上战场的路走了9天——“走向解放”的9天。

“我们被‘解放’得很快,早上10点就‘解放’了,中午就问我们,你想回去还是想留下来?”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回去,部队会发给三块大洋。他想了半天,加入了解放军。

一九四九,开国的“前夜”发生了什么

年轻时的田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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