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路线争锋。历次大选，两党都会开出截然相反的经济药方。在今年首场电视辩论中，两党候选人在税收、贸易、监管等问题上均针锋相对，路线之争同样成为辩论焦点。短期来看，两党的路线各有利弊，难以取舍。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党派意志其实难以改变美国经济的客观规律，不同路线对于经济走势的影响微乎其微。据我们测算，1945年-2015年，两党执政期间的GDP增速、通胀水平、失业率等主要经济表现的长期均值非常接近。虽然民主党看似略有微弱优势，但这一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并且，两党历史上都出台过一些短期大获人心、长期代价沉重的经济方针。例如，胡佛政府的“自由主义”、卡特政府的“反通胀计划”、尼克松政府的“物价管制”等等。
不同于表层热点，在镁光灯外，本次大选催生了一些深层趋势，正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总供给产生负面冲击。从AD-AS模型来看，这些趋势迫使长期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因此，无论大选结果如何，美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都将受到抑制。具体而言，这些深层趋势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结构性改革进程放缓。就目前美国经济形势而言，宽松政策的边际效应和后续潜力正在衰减。无论何人当选，结构性改革都是不可回避的关键挑战。美国政治学理论指出，在成熟的制衡机制下，只有当总统本人对其他权利中心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凝聚力，才能有效地进行改革。否则，总统的单边行动就将陷入无休止的程序纠缠。
例如，近期的“9·11法案”就经历了“议会通过--总统否决--议会再推翻总统否决”的反复拉锯。党内初选至今，本次大选不仅加剧了社会割裂和党际对立，还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分歧。当前的两党候选人均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推动改革。因此，无论何人当选，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都将被迫放缓，全要素生产率将受到持续抑制，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基础。
第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大。在之前一系列深度报告中，我们指出，耶伦主导下的美联储已经背离了传统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本次大选将进一步增强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市场风险偏好，阻碍实体经济的复苏。首先，美联储受到特朗普的强烈抨击。在首场电视辩论中，特朗普重申美联储遭到政治绑架，持续的低利率导致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虚假繁荣。特朗普此前也多次承诺，如果当选总统，不会再度任命耶伦作为美联储主席。其次，低利率环境与希拉里的经济方针存在内生矛盾。长期的货币宽松引致了美国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造成了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社会福利的损失。这与希拉里“改善就业环境、保护中产阶层”的经济目标背道而驰。最后，当前的低利率环境，部分可归因于大选前夕的政策透支。在大选结束后，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性亦将有所提升。
第三，民粹主义风险由虚转实。在英国脱欧之后，本次美国大选是民粹主义全球泛滥的又一标志性事件。不仅特朗普是美国右翼民粹的代表，而且在桑德斯的冲击下，希拉里也需要取悦左翼民粹选民。因此，无论大选结果如何，民粹主义都将登堂入室，并在政策实践中有所体现。这将产生多重风险。其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孤岛主义膨胀。全球化退潮加剧，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放缓，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雪上加霜。其二，美国外交策略趋于强硬。无论是特朗普的“美国第一论”，还是希拉里的“美国例外论”，都将加速经济风险向地缘政治风险转化。其三，美国大选与英国退欧形成共振。民粹主义在英美的崛起产生示范效应，对2016-2018年陆续大选的欧洲20逾国及其他地区产生冲击，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更加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