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中，这种焦虑有相当程度的公众认知，不过我们从来都以为，另外一种焦虑更值得关注。因为它关乎一个阶层的成长与壮大，那就是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们的焦虑——210多年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创造了“企业家”这个词。他认为，企业家的使命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而在100多年后的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贡献者。在中国，1984年的张维迎激情澎湃地喊出：企业家才是经济增长的国王。他将企业家精神归结为冒险精神、创新精神、不满足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创新精神又是企业家生命之根本。
企业家当然会面临来自市场和竞争的焦虑，我们不谈这样的企业家焦虑，但我们知道有些焦虑来自于预期和信心，来自于某种不确定性。比如当去年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焦虑；当民营企业家初次面对PPP时，掂量与权衡地方政府会不会守信用时，这种焦虑隐隐约约；当混改刚刚启动，面对“谁来混谁”又或者“国资流失”争论，焦虑就在言谈之中。
或许不难理解，为何产权保护被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全文公布，2015年和2016年，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已经先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那时起，政策指向就清晰可见。可以确信，围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在这次的文件发布之后，整个顶层设计已经相当完整和丰实。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史诗般的一跃，这将使中国经济从投资主导、转向依赖于科技创新和技术驱动，实现从资本积累到技术创新的转换。这样的一跃需要强有力的支撑。阿基米德曾经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个支点就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拥有这个支点，我们需要企业家茁壮生长的环境，需要企业家精神尽情释放的空间。对财富创造者最好的鼓励，就是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与市场环境，可以有效地保护其财产权和创新权益，使其在“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下，自主地在开放市场上参与公平竞争。我们必须拥有这样的社会共识：那些勇于冒险的创新创富者是值得尊重的，即使他们可能会是一个失败者，很可能那些勇敢的失败奠基了所有的成功。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不能跑”的噪音，在这样的噪音被扭曲和放大的社会里，我们很可能等不到那些财富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