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投行业务的快速发展，行业中普遍存在“重发展、轻质量”、“重规模、轻风险”，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执业质量良莠不齐，业务发展与内部控制脱节等现象，与其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方面承担的日益重要职责不相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投行业务已成为券商重要的收入来源，需要对业务流程及标准等进行统一化规范。2016年，证券市场发行和融资规模保持高速增长，券商投资银行业务收入总额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今年上市券商的储备项目体量仍然很大，这些正在排队的投行项目或为下半年券商的投行业务收入“锦上添花”。
最后，伴随2016年“最严监管年”序幕拉开，监管层对券商IPO等多项投行业务加大核查力度，券商的投行业务也出现了很多违规问题。
投行业务负面案例的频频出现，也暴露出了券商在业务操作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不规范。
正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下，《指引》呼之欲出。
行业走向分化
在《指引》的引导下，券商投行业务的内控将进一步完善，进而推动投行业务逐渐走向规范。
根据《指引》要求，券商需着力解决业务活动管控不足、过度激励等导致投行类业务风险产生的根源性问题，突出投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标准的统一，完善以项目组和业务部门、质量控制、内核和合规风控为主的“三道防线”基本架构，强调投行类业务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等。
开源证券非银分析师夏正洲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行业规范度提升，券商投行业务规范度也会得到相应加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券商综合实力会越来越强，中小券商的劣势也会越来越突出。”
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多数中小券商而言，由于内控制度、业务流程等多方面尚不完善，使得他们在按《指引》要求进行规范时，需要花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客观上或将削弱在投行业务上的竞争力。因此，《指引》的出台与实施，或将加大大券商在投行业务中的竞争优势，使得业务发展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大券商拥有渠道、业务、投行能力等多方面的优势，垄断的优质项目也比较多。”夏正洲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此外，关于《指引》对券商业绩方面带来的影响，华创证券非银分析师洪锦屏表示，投行内控要求趋严，未来证券公司需在人员配置和机构设置上作出调整，相应支出加大，这对投行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将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有限。
此外，《指引》对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等业务的内控有特殊的要求。如针对并购重组项目较高的信息保密要求，要求证券公司应当加强对并购重组项目在股票停牌前的管理，限制参与人员范围。
“特殊情况需要特殊处理。对于特殊业务的内控，《指引》细化了要求，使其更具针对性，为的是完善风险管理种类，对其进行更有效的控制与防范。对细节方面的把关到位，从侧面来看，也是佐证了监管的严格力度。”某上市券商投行从业者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