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多特大城市的发展，中国应放弃限制城市土地开发的配额管理制度。这个从上世纪90年代实施的制度不仅严格限制了城市可以开发的土地数量，而且长期以来把过多的建设用地用于建造制造业的厂房。事实上，在不可阻挡人口流向超级大城市的过程中，对土地开发数量的控制加速了中国的一线城市的地价和房价。
认识到了特大城市在发挥规模经济和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些特大城市正在试图通过“撤县改区”来缓解甚至突破这些行政区划对其经济潜能释放的制约。在中国，大城市在行政区划上不仅包括城区部分，也包括广阔的郊县乡村。以上海为例，尽管上海的行政区划面积约是6340平方公里，但其城区面积也只有一半，另一半则是郊县。所谓“撤县改区”，就是由这些城市把城区的范围扩展到了县的界域。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和杭州、武汉等新一线城市城区经济发达，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扩散力，周围的县改区之后，它们布局和规划经济发展的空间得以扩大，这无疑为未来城市升级和容纳更多人口创造了条件。
中国试图转向城市引导型增长模式的另一个推进战略是，因势利导大幅度提升城市群在未来经济增长中扮演的主导角色。中国地域辽阔，尽管地理上不乏城市群，但以经济实力而言，最重要的空间集群无疑是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个湾区的城市群。在那两个湾区，得益于包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和杭州等超级大城市的经济扩张和辐射能力，两个巨大都市圈的轮廓已清晰可见，可谓水到渠成。都市圈的形成能大大提高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和获得来自经济互补性的巨大经济效率，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器。政府在国家战略上推进这两个都市圈的成型和发展，无疑将驱动中国更大的经济发展能级。
今年3月，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将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构想并要求尽快制定建设规划方案，其目标是建设成为全球创新发展高地、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优质品质的生活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涵盖了广州、深圳等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2010年至2016年，粤港澳湾区的11个城市GDP总量从2010年的5.42万亿人民币增长至9.35万亿人民币，约合1.34万亿美元，仅次于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的经济规模。鉴于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的人均GDP尚不及东京湾区的一半，且还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