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受害人气愤地说：“所谓的总部、物流公司，到现在荒草一片，一砖一瓦都没有，展览的东西都是租来的，有的领导被请来参加活动，以为是鼓励新兴产业发展，反倒成了他们的‘托儿’。”江苏南通受害人徐女士说，部分领导干部为企业“站台”，不料竟成了骗子“帮凶”，使无辜群众上当受骗。
汉口银行行长朱永彤认为，非法集资企业集资方式隐蔽、迷惑性强、交易主体及法律关系复杂，善于包装，通常不惜血本，利用媒体造势，向社会公众树立和宣传其“正面”形象；举办各种活动，并在现场兑现红利，一般在集资初期，往往积极“兑现”回报承诺，骗取信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集资规模迅速呈几何级放大，一旦出现兑付问题，因涉及法律主体较多、格式合同专业性强，投资者维权难度较大。
防止“假金融”伤了“真创新”
业内人士呼吁，“互联网＋传销＋非法集资”的涉众型金融犯罪涉及的面广人多，经济损失不易追还，还容易出现投资人“抱团维权”。有关部门要加强横向联合打击、纵向规范指引，从立法层面彻底整治涉众型金融犯罪。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建议，公安、金融、工商等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打击机制，在鼓励创新之余加强金融监管，严防集资诈骗风险，净化市场环境。
一是关口前置，提高准入门槛。基层干部认为，非法集资如滚雪球，早期介入几乎不需要行政成本，越是介入晚，其涉众处理成本越高，建议加大打击非法集资跨部门协调力度，对广义类金融企业执行事前审批。
专门从事金融创新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认为，近期，涉众型金融犯罪多发暴露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弊端。由于行业准入没有门槛，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漏洞大搞非法活动。应尽快推动证券法的修订，明确界定哪些是真正的互联网金融创新。通过登记备案、信息披露等前置措施，制定“负面清单”，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否则势必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伤害政府公信力，使群众对互联网创新失去信心。
重庆银监局法规处处长何秋云建议，涉及资金业务的上下游企业，哪怕是广义的，还是应当事前审批，涉众以后处理成本很高。具体而言，对高管、资本金等应严加管理，不能在这些灰色地带让高杠杆无人约束，同时赋予银监部门从事非法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调查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