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农村多穷汉，讨个媳妇真困难，如今彩礼十几万，其他花费还不算，倾家荡产全抖完，拉下饥荒谁来还？”这是《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中西部某县农村采访时听到的一句顺口溜。
在旧习俗和攀比风气影响下，象征着喜庆幸福的结婚彩礼在一些农村地区反而成了家庭负担。记者采访发现，面对“有利可图”的“彩礼经济”，一些农民将女儿看成集市上“竞价”的“商品”，而为应付高额的结婚彩礼，不少农民家庭债台高筑。
专家认为，高额彩礼与过去“重男轻女”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衡密切相关，不仅让婚姻变了味，也严重影响社会风气。伴随城镇化加速、大量务工人口流动，农村适婚女性数量锐减，高额彩礼在农村仍然存在攀升空间。
记者调研发现，西北地区近年来彩礼价格节节攀高，甘肃庆阳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7850元，而彩礼已经达到了20万元。此外还有“二程”（男方给女方买衣物的钱款）、“三金”等诸多名目繁琐的婚娶习俗，女方还要求买房买车，这样下来一家娶妻成本可高达约60万元。
彩礼价格与贫困程度成正比，一些农村生活水平越低，彩礼负担越重，婚嫁矛盾也越突出。中西部一农村第一书记说，当地彩礼价位与家庭收入紧密挂钩：一等属条件较好者，彩礼20万元以上，家里有房有车；二等属于一般，彩礼10万元上下，这种情况居多；三等是花费五六万元去越南、云南等地买媳妇；四等是家庭财力不够，结不起婚。
越来越重的婚嫁负担，除了致贫返贫，还衍生不少社会问题。由于“娶妻难”凸显，甘肃庆阳甚至出现了“人市”，每年腊月在县城乡镇繁华区，媒人们聚集在这里说媒拉纤，产生了骗婚、“黑媒婆”职业化等乱象。
同时，一些负担沉重的家庭“养老扶幼”问题突出，生活状况令人担忧。自从跟儿媳妇离了婚，儿子就出门打工很少回来，西坡村村民张宗良想给儿子再物色个“二婚”，但彩礼已经涨到了22万元，娶不起。如今，74岁的张宗良成了空巢老人，还抚养着一个留守孙子。走进这个“光棍家庭”，满屋脏乱不堪，桌上剩饭剩菜散发出馊臭。
记者调研发现，多重因素导致农村彩礼高涨。首先，男女比例失衡严重。由于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男多女少较为普遍。江西、湖北等地一些村小组几乎清一色的小伙子，待嫁女青年变得“金贵”。
年逾古稀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码头村村民何宜均年轻时当了近20年村干部。他认为农村传统的“无子意味着绝后”的观念，无形中使得男女比例失调，推高了农村男青年娶妻的难度和成本。村里26岁以上的男光棍就有40多个。
其次，经济基础薄弱。记者发现，但凡是婚嫁歪风盛行地，多属工业薄弱的农业县区，外出务工成为当地农民主要选择，而女性外出后大多不愿再返回农村，进一步加剧女性资源稀缺。
再次，攀比风气成习。“有时候就是个互相攀比的心理，辛辛苦苦养了20多年，如果自己女儿结婚彩礼不如别人家的，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江西省鄱阳县西分村村民江明礼说。
何宜均说，现在村里男青年讨老婆，要有“一座赶时髦的房子、一对年轻的父母、一辆上档次的小轿车”。至于结婚彩礼，少则10来万元，多则二三十万元，另外还流行给女方买金首饰，动辄6金、8金，有一户竟然配了18金。
专家认为，整治“天价彩礼”乱象，单纯通过宣传难以奏效，必须标本兼治，培植婚俗新风的“沃土”。
一是以脱贫促“脱单”。记者回访甘肃省一些曾经的“光棍村”发现，近几年当地通过培育产业、发展农村企业，村民的致富水平提升，光棍的数量随之锐减，比脱贫还难的“脱单”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张建君认为，农村形成相应规模的产业合作体，容纳青年农民工就近就业、增加收入，有望从根本上铲除旧俗习气滋生的土壤。
二是增强民间中介“话语权”。近年来，江西省寻乌县一些农村通过民情理事会等方式探索移风易俗，治理天价彩礼、赌博等陋习，取得了一些成效。江西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马雪松建议，不妨加大力度探索建立类似的村民组织，遏制婚俗陋习，引导树立婚嫁新风。
三是平衡农村性别比例。专家建议，各级卫计、司法、公安、教育等部门加强协作、对涉及胎儿性别鉴定、人流、采血送境外鉴定胎儿等违法广告进行集中整治，严格B超仪器管理。
四是政府主动“牵线搭桥”。组织农村青年相亲会、鹊桥会，成立乡镇婚介所，举办集体婚礼，为他们创造婚恋渠道和平台。
（本组稿件均由记者王贤、余贤红、梁军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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