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4日，希腊雅典的医疗工作者在卫生部大楼门前堆砌砖墙，表达对政府医疗政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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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6日，在德国茨维考的大众汽车工厂里，工人正在装配汽车。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1月12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2016年德国GDP增长1.9%。
新华社发
3月9日，欧洲央行在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维持现有宽松货币政策。欧盟统计局在1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2016年经济增速达1.7%，重要推手之一在于欧洲央行实施了两年的量化宽松政策。目前，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仍然增长乏力，拉升通胀率需要超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然而，量宽不是灵丹妙药，欧元区的经济乃至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关键在于各国切实推进结构性改革
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米利亚姆·坎帕内拉（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张万申（法国经济学家）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德国柏林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
彼得·帕加尼尼（意大利约翰卡伯特大学教授）
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西班牙IE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帕斯瓜尔·费尔南德斯（西班牙经济学院院长）
延斯·博伊森—霍格雷夫（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
①成效——
宽松政策刺激明显整体释放积极信号
丁纯：欧元区经济近期呈现的增长，既有周期性复苏，也有量宽为主的货币政策拉动。自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区经过短期的援救纾困，中期的财政巩固和金融监管，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等举措，再加上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周期性修复，自2013年起出现缓慢但持续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7%，且失业率和公共债务负担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欧洲央行通过将基准利率降至-0.4%，并通过量化宽松投放超过1.6万亿欧元的流动性，有效降低了家庭与企业的融资成本，在低通胀环境下刺激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辅之“容克投资计划”等对私人投资的带动，共同推动经济复苏进程的加速。
米利亚姆·坎帕内拉：原油价格此前不断下降，减少了企业成本，有利于企业开展经济活动。同时欧元汇率走低，也促进了区域内产品和服务出口。此外，欧元区国家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加强金融监管，都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或许就像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所说，短期内离不开刺激政策来保证经济复苏，这不会只是一个周期性现象。
张万申：欧元区经济复苏是肯定的，去年的失业率下降和通货膨胀率上升都证明了这个事实。欧洲央行的货币刺激政策为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要达到真实的周期性复苏，还需要欧元区一些国家继续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税务、基础设施建设等，也包括对预算政策进一步灵活运用，更需要全球经济同时复苏。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今年欧元区的通胀率有望上升，但高于欧洲央行2%目标的可能性不大。通胀率上升后，个人家庭的购买力将有所下降。加之企业对市场相对不确定，欧元区的投资将会更少。据此，2017年欧元区的增长与2016年相比，将有所回落。
彼得·帕加尼尼：欧元区成员国经济表现有好有坏，比如德国经济就表现较好。德国在过去10年间进行的产业升级，正通过强劲的出口数据得以体现。西班牙通过改革让经济大踏步向前。意大利经济则表现较差，不过在去年最后几个月出现好转，让人们对其2017年的表现充满期待，这也是整个欧元区经济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之一。我对欧元区经济继续增长仍持乐观态度。
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近两年来，欧盟明显减小了财政紧缩力度，这带来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效果，但从中长期来看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的增长需要我们巩固和延续此前的政策，然而，当前国际形势却存在诸多风险，例如英国与欧盟展开“脱欧”谈判、难民危机、对欧元区的质疑，以及像意大利这样的重要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恶化问题等。欧洲央行通过建立银行业联盟来共同承担风险，表明了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建立财政联盟来共担主权债务风险却并不容易，如果财政联盟协议无法达成，欧盟金融市场很可能将再度回到高波动性的紧张形势。
帕斯瓜尔·费尔南德斯：全球经济在去年整体趋于稳定，这主要是源于低油价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在未来两年内，欧元区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增长还将持续，2017年增速将在1.7%至2%之间。
②反差——
债务负担影响活力政局稳定有利复苏
丁纯：希腊迟迟无法走出困境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希腊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对旅游与航运高度依赖，自我造血功能差。尽管一再紧缩，但目前仍背负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83.9%的巨额债务。其次，希腊政府行政效率相对不高，投资和营商环境相对恶劣，难以从根本上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最后，长期面临外国债权人和本国民众的双重压力，希腊政府进退维谷，难以切实推进所需的改革措施。
相比之下，西班牙政局相对稳定，能够切实推进各项经济政策。其次，西班牙较为成功地实施了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重振制造业，使得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再次，西班牙在危机初期采取了合理的救助路线，避免了银行业危机的发生。不过，目前“脱欧”等反一体化浪潮或将对西班牙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全球保护主义的高涨则会威胁西班牙赖以驱动增长的净出口。
米利亚姆·坎帕内拉：希腊需要加大改革力度，这是国际债权人提出救助希腊的条件。然而，希腊人的改革意愿一直不强烈，其改革进程屡屡被点名批评。此外，希腊政局频繁更迭，也影响到改革进程与力度。西班牙未来挑战主要是如何更好地推进国家私有化与财政紧缩政策，并取得民众支持。此外，西班牙经济未来增长还面临英国“脱欧”带来的考验。
张万申：西班牙连续两年GDP增长率超过3%。其主权债务也增长很快，2016年超过GDP的100%，约是2007年的3倍。另外，西班牙向欧洲金融稳定机构求救较早，所执行的强制性改革也比较早，包括国有财产私有化、大量减低社会福利、劳动法修改等，但其效果可能已达界限。随着利率重升可能性的增加，债务负担的增加也会大幅削弱政府预算的灵活性。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西班牙的“经济底子”比希腊好，因此结构性改革实施速度快，出口优势也更明显。但由于西班牙和希腊巩固公共预算，导致两国内需大规模削减，因此两国都有待进一步结构性改革，以寻求长期经济增长路径。
延斯·博伊森—霍格雷夫：不同于希腊，西班牙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房地产危机并最终克服，但并没有经历主权债务危机，尤其没有经历政治危机。西班牙必须采取温和的紧缩政策，以便从相对成熟的出口行业中受益。最近有关希腊经济调整方案和是否留在欧元区的讨论均未达成一致，浇灭了希腊走出经济危机的最后一丝希望。因此，希腊政府有必要重新努力获得欧洲伙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任。
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西班牙与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在欧债危机中面临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在危机爆发原因上，西班牙是由于房产泡沫破裂而引发了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的一系列问题，希腊主要是由国内财政结构问题引起的。西班牙能够实现经济复苏，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工资节制为企业的收支盈余提供便利政策，增强企业竞争力；二是对金融体系进行了关键性改革，全面调整银行业管理层，重新恢复盈利和资本流动性；三是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灵活放开用工条件，降低用工成本，使失业率下降超过8%，并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改革过程十分痛苦，也带来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巨大损耗。如何在民众已经厌倦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巩固公共财政是政府要面临的挑战。
③解药——
量宽不是灵丹妙药结构性改革是根本
丁纯：目前欧元区通胀率虽然上升较快，但从核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看，这主要是能源价格回升的结果；其次，当前通胀回升仍然是短期的“跃升”，这一势头是否持续有待观察。今年欧洲经济增长势头预计有所放缓，同时面临美国对外政策、英国“脱欧”和内部极右翼浪潮的三重冲击。最后，不同成员国表现差异很大，希腊、意大利等仍需积极货币政策支撑其羸弱的经济增长。因此，相比于金融泡沫风险，量化宽松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仍是主要的。
不过，量化宽松不可能独立解决欧洲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要对症下药，就要更深入推动欧元区经济、财政等方面的一体化，以解决要素流动自由化和成员国经济异质性带来的发展水平分化问题，而这要求更进一步的政治一体化，建立更高水平的跨国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但这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难以实现，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较难有效解决。
张万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金融界和实体经济的打击是空前的。危机发生后，欧洲央行量宽货币政策的出台比美国等的刺激政策都晚很多，所以，为了巩固欧洲银行业和经济复苏，再维持一段时间也并不危险。结构性改革也需要时间，欧元区各国的政治文化并不一样，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同，欧洲央行维持目前政策，能避免改革压力过大而导致失败。
延斯·博伊森—霍格雷夫：欧洲央行的现行政策给改革带来压力。人们只注重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助长了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例如民粹党派法国国民阵线和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的兴起。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大选很可能会影响整个欧盟的发展趋势。
彼得·帕加尼尼：欧洲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确实起到了提振效应，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量化宽松只是一剂“强心针”，并不能根治所有问题。欧元区国家仍然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长久以来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并进一步推动创新，以达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
④未来——
一体化或将“多速化”“欧洲认同”面临挑战
丁纯：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以“欧洲认同”为基础的政治一体化是跨国的主权让渡和经济一体化的基础。经济一体化所提供的实际一体化红利，如要素（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自由流动、关税同盟、统一大市场和单一货币等又促进成员国民众对政治一体化的认同。但经济一体化在加速区域内部竞争和效率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两极分化。近年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接踵而至，“脱欧”和“疑欧”倾向加剧，欧盟政治一体化严重受阻甚至倒退，并开始累及经济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保障。欧盟统一市场内要素的自由流动势必造成成员国之间的马太效应，如目前德国与希腊之间的分化，这就要求欧盟深入推进政治一体化，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和转移支付，提高欧洲人对一体化的认同。如果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法得到政治层面的保障，内在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欧盟的政治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当前导致欧盟面临的政治危机，一方面是法、意、希等国经济复苏滞后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对经济问题在欧盟框架内的解决提出了更大挑战。如果欧盟和主要成员国无法有效地回应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经济一体化将面临严重的倒退。正如欧洲学者惊呼的：欧洲一体化从单速变成了多速，呈现“碎片化”一体化的趋势。
米利亚姆·坎帕内拉：欧盟在政治一体化上的动荡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2017年堪称欧洲大选年，德、法等欧元区主要国家都将迎来大选。随着极右翼势力不断增强，以及英国“脱欧”谈判的启动，这都可能会给欧元区甚至整个欧盟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一直主张保守的反对移民政策，并削减移民数量。欧元也被勒庞视为“失败”案例，主张法国退出欧元区，并加强对本国企业的保护。荷兰和意大利的极右翼党派也要求脱离欧元区。就像美国新一届政府一样，这实际上是在践行保护主义。而保护主义是欧元区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脱欧”谈判中，如果英国成为赢家，实现了预期谈判目标的话，将会给其他成员国带来不好的示范：“脱欧”能为自身带来更多好处，“脱欧洪水”很可能会进一步泛滥。有人甚至极端认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如果英国“脱欧”成功，则预示欧洲一体化解体的开始。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英国“脱欧”，标志着欧盟第三大成员国离开，欧盟失去近15%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英国“脱欧”对欧盟的影响相当大，英国下一步的具体做法与欧盟息息相关。
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英国“脱欧”后，欧洲将会分为不同经济增速的两个梯队，西班牙必须让自己保持在第一速度的队列里。为此，西班牙需要进行更深层的结构改革，否则，它将倒回至20世纪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螺旋期。
延斯·博伊森—霍格雷夫：有关欧盟未来发展的讨论各个层面都在展开。目前来看，欧盟进一步融合的可能性很小。但在许多欧盟成员国的议会里，欧洲怀疑论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终将会对欧洲政策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彼得·帕加尼尼：在面临英国“脱欧”、难民危机等问题时，欧洲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的问题暴露无遗。遭遇类似危机，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往往选择保守政策而非改革，这使得民众的众多诉求得不到回应。民众和执政者之间由此而生的矛盾，正是近年来民粹主义运动在欧洲不断壮大的原因。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只有一体化才是欧洲未来的保障，欧洲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挑战，只有团结才能提高竞争力，给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本报记者李琰、吴刚、李永群、冯雪珺、王迪、韩秉宸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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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2017年03月22日 23 版） (责编：孙博洋、乔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