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应看到，历经金融危机洗礼之后，如今全球抗风险能力已得到了切实提升。首先，虽然特朗普誓言放松金融监管，但和次贷危机前相比，目前美国金融监管“防火墙”更为有效、金融体系也更加稳健。
美国财政部２０１５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中美国银行机构的资本增加逾６０００亿美元，减少了对杠杆的依赖，流动性资产增加。２０１６年压力测试表明，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水平继续提升，资产状况继续改善，在假设的极端不利条件下借贷能力整体增强。
第二，从全球层面看，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和政策协调机制常态化有利于监测和管控新风险。
２０１０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已成为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制定并努力落实的全球金融监管新标准。爱尔兰中国研究院院长王黎明教授认为，《巴塞尔协议Ⅲ》把流动性监管提到了与资本监管同等重要的地位，对金融系统中风险较大的“金融创新过度”的监管进行了针对性改革。
同时，各国间的政策协调和对话机制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提供了保障。从２００８年的华盛顿峰会到２０１６年的杭州峰会，在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的关头应运而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如今已从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对话和磋商平台，并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预防和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第三，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国际货币体系也朝着更有益的多极化方向发展，更具稳定性、代表性和时代性。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博认为，人民币加入ＩＭＦ特别提款权（ＳＤＲ）货币篮子，有利于分散风险，也给了投资者更多避险选择。王黎明也认为，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美元霸权而造成的国际金融秩序失衡。
作为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一步，ＩＭＦ２０１０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于２０１６年正式生效，约６％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４个新兴经济体跻身ＩＭＦ股东行列前十名。（参与记者：金旼旼、王乃水、江宇娟、钱铮、冯俊伟、熊思浩、邓茜、张启畅、金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