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贺军：截至2016年，共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共1745起，其中反倾销案件1392起，反补贴案件117起，涉案金额保守估算约1260亿美元。仍在执行的案件623起，直接涉案金额621亿美元。
事实上，贸易摩擦的实际影响很难用涉案金额去简单衡量。涉案金额是根据立案当年的出口金额累计加总保守估算，并不能完全反映对国内产业的总体影响。一个贸易救济案件至少是五年，这样当年的数据就要乘以五，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改造升级、市场扩大等诸多叠加因素，出口金额就更加庞大了。更何况好多案件并不是五年结束，经过日落复审等调查，十年、二十年的也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对于企业摸清产业脉络、感受升级方向是很重要的，而很多案件直接把中国企业未来的市场空间堵死了。这笔损失更是难以用数字估算。
而贸易额后面跟着的还有就业和当地的税收。从企业层面来看，一旦遭遇贸易摩擦，就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企业可能就要花费几十万、上百万美元去应对。
《经济参考报》：贸易救济案件数量的增多，是不是也反映出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趋势？除了案件数量增多，近年来贸易摩擦还呈现出什么特点？
王贺军：我们说贸易保护愈演愈烈，并不仅是因为案件数量高发，更是源于上述世贸成员无视规则、滥用规则，已经使得国际贸易环境日益恶化。许多案件被政治化，成为部分国家转移国内经济压力、质疑我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工具。一些国家调查机关掌握规则趋严，充分利用为中国量身定做的议定书15条“替代国”计算方法、敌视国有企业等歧视性规则。
除此之外，还呈现出两方面特点：
一是部分产业出口遭到各国群起围攻。我大宗出口产品中，美欧裹挟各产钢国对我钢铁产业形成合围之势。去年我国共遭遇21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钢铁贸易救济调查案件49起，其中反倾销案件32起，反补贴案件10起，保障措施案件7起，涉案金额78.95亿美元，占2016年同期全部贸易救济案件数量和金额的41.2%和55.1%，与2015年相比，数量上升了32.4%，金额上升了63.1%。其他贸易摩擦较多的领域主要是化工产品和轻工产品。
光伏产品近年来在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前五大出口市场相继遭到调查。瓷砖也先后遭遇哥伦比亚、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立案调查。
二是高科技产品案件大幅增加。去年全年美国企业对我提起24起337调查申请，其中已发起调查22起，同比上升120%，主要涉及知识产权纠纷。
《经济参考报》：我们注意到，包括澳大利亚对我国光伏反倾销案最终无措施结案等有不少案例还是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我们知道，一场贸易纠纷的获胜不是简单一两家企业可以做到的，在这过程中，商务部做了大量的工作。能否介绍下相关情况？
王贺军：去年以来，中国钢铁产业遭遇21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系列贸易摩擦案件，我们多措并举，全力应对钢铁等行业贸易摩擦，保持出口市场稳定。
其中，美国对华碳钢与合金钢产品337调查案取得阶段性成果，美调查机关初裁终止有关反垄断指控的调查，初步认定虚构原产地指控缺乏证据。在新西兰螺纹钢和卷板双反案、韩国H型钢案、土耳其无缝钢管反补贴案、哥伦比亚盘条案等18起案件中化解双方业界分歧，取得良好效果。在应对美国铝业332调查中，中国业界深度调研全球铝业和贸易发展现状，以专业数据和产业发展实际回应不实指责，指出美铝业应多从自身寻找经营困难的原因，而不是无端指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