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发展服务领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服务短板。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子女大多力不从心。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自身的生活负担更沉重,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迫切需要获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绝不能缺位。”杨成钢说。
郑真真建议,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存在针对夫妇生育的津贴和带薪休假制度。尤其是不少发达国家在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在超低水平后,纷纷指定不同部门或设立专门机构应对低生育陷阱的风险,出台各种形式的生育补贴政策,但由于应对过迟、缺乏针对性、政策落实不力或政策执行存在较大差别,往往收效甚微。中国的人口发展轨迹与韩国、日本相似,只不过滞后10—20年,我们应当研究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杨成钢建议,我国人口工作应该向家庭发展转型,涉及人口工作的部门要齐心协力,转换思路,为家庭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服务,为二孩父母提供配套公共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生育成本。计生行政工作体系可以化身为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宏观上与社会发展对接,微观上与家庭发展对接,为每位育龄妇女提供制度、权利保障,让每个家庭发展得到有力的社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