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史说，对这一问题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客观看待。一是中国的债务有高储蓄率支撑，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低；二是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内债，外债比例很低，非金融企业外债余额占比只有4%左右；三是企业杠杆率高和融资方式有关，企业大量融资以银行贷款为主，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不高。
截至目前，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以及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已与23家企业签订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协议额超过3000亿元。“降低企业杠杆率还是要综合施策，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深化企业改革，建立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的长效机制。”他说。
中国对外投资政策会不会改变？
有媒体报道，中国企业2016年跨境并购交易额超过2000亿美元。
徐绍史说，2016年1月至11月，非金融类境外投资已达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55.3%，全年估计达1700亿美元。“并购数额肯定没那么大。”
“中国支持对外投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他说，中国政府支持国内企业，特别是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既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推动跟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
“我们也注意到，在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些不够理性的倾向，可能会引起风险，要加强引导。”徐绍史说，国家对大额非主业投资和一些不规范投资行为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引导企业审慎决策、精准投资、理性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