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到美国办厂，称“中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35%”的话题不断刷屏，引发各界持续热议。抛开降成本本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要求在降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不提，让我们扎根于实情，用真实的上市公司公开信息、财务数据等，还原真相，从多个维度来观察和把握：曹德旺赴美投资，到底是“走”还是“跑”，是“走出去”还是“跑路”，如果理解错了，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看公司财报：福耀在国内享受各种税收优惠
首先，从福耀玻璃自身的财报披露信息，可以算算企业在中美两国究竟哪个税负更高。
在美国，各州的所得税率是不同的，平均下来并非35%那么简单。根据福耀玻璃2015年度财报披露，其建在美国的公司，除尚在筹建阶段无利润的企业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外，其他的企业根据所处的州政府的不同所得税率从36.5%-40%不等；而国内的企业虽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均为25%，但因为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基本实际税率均在15%左右。
其财报披露的主要税种，可以看出除增值税、营业税属于流通税种外（营改增后就只有增值税一个税种），最主要的大税是企业所得税，其他都是附加小税种。
公告披露，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利润总额是304272.47万元，如按照美国的40%税率计算，应交企业所得税是121708.98万元，但是福耀玻璃披露的所得税费用是这样的：
即便不考虑国内的税收优惠政策，全部按照25%的所得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76862.18万元，也要比按美国税率计算少交44846.8万元，何况通过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后的该项费用仅为43522.61万元。而此变化的最大原因，来自优惠税率的影响额为43853.51万元。考虑这部分减税原因，比在美国总共少了88700.31万元。
当然，有人可能要说，相比美国没有其他税收成本，我国还有增值税等，那么国内少缴的所得税是否可以弥补其他税种的成本呢？
如果以费率是全国一致的教育附加费进行倒推，福耀玻璃2015年度增值税应纳税额是2692.30万元（教育附加费）/3%（费率），即89743.33万元。其实际增值税税负率是6.76%。
剔除附加税费的影响，仅比较所得税、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的成本，其实企业在中美两国的税负成本差距并不大，国内少缴的所得税与增加的增值税基本持平（多交89743.33万元增值税，少缴88700.31万元所得税）。而加上国内额外的11245.38万元附加税费，比美国的实际税负成本高约10%，远比一些媒体报道的35%低很多。
实际上，中美税制差距较大，美国的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单纯用额度比较并不科学。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方向，所以，我们更应该呼吁的是坚定税改目标，向全社会传达出清晰的信号，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听曹德旺说：赴美是为全产业供应链“走出去”
再看福耀玻璃投资发展的战略方向。面对众多媒体频繁提问“曹德旺跑了么？”听听曹德旺自己怎么说。
近日，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福耀玻璃发展重心一直都是在国内，国外的投资只是很小一部分。近5年来，福耀在境内外的投资规模基本持平。事实上，在美国工厂开通的同时，福耀天津的项目也开通运营，并在苏州工业园区有规划。
至于赴美投资的考量，曹德旺说：“我在美国建厂20年前开始。我们所有对外的投资，都是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的。我们是全体产业的供应链，我们做玻璃的，都随着汽车厂走。汽车厂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按照我的生意战略，我必须具备全球化供货，才能在中国生存。中国做汽车玻璃的，属于全中资企业，有资格参与国际竞标的，总共不超过2家，一家是我。那中国企业只能单单在中国做，走出去不走出去？”曹德旺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企业海外投资，一方面有趋势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有短期的因素，市场波动的因素，还有市场环境、情绪等方面的因素，不宜用一种单一维度去解读它。
在刘元春看来，这位“玻璃大王”在美办厂，包含了面临市场方面压力的因素。“曹德旺经营的玻璃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如何来化解产能过剩，既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找其他的投资市场。”
而在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今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保持总体稳定。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1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318亿元人民币，折合11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9%。在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65.3%和16.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曹德旺先生的言论未作置评。而对于我国的投资环境，他表示，应该更加全面系统地来看待。“今年以来，仍然有很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对华投资是增长很快的。他们更多是看重中国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以及正在逐步改善的投资环境。”
专家建言：不宜“把企业税负问题做无限渲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不能轻易就把企业税负问题放到风口浪尖上做无限的渲染，而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税情，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
“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为了减税降费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他说，“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从来都是和政府支出绑在一起的，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目标是好，但是归宿在那。很多人的分析绕开了政府支出，而直接谈论减税降费，或者至多谈论到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
高培勇表示，如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届时会出现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做变化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大家试想在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和政府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会因此发生变动吗？”
这位深耕财税领域研究30多年的专家表示，如果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届时会出现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
他说，税负很容易让大家付诸太多热情，而微观企业的税负与目前的税制结构有直接关系，做调整的话，需要各方先做好准备。“我们肯定要做连带分析，宏观税负是不是重？宏观税负是全国人民的税负，企业税负就是企业这个群体的税负。做宏观税负比较时，我们都很清楚不管用何种口径去做分析，把所有政府收支加总求和，就能看到我们的宏观税负和欧美国家比，相对来讲是偏低的，至少是不高于他们的。”
(责编：乔雪峰、夏晓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