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兰兰又致电牡丹江分行，被告知必须让警方提供盗刷的证明，才可以盖章。再问警方，警方说钱款去向和记录都在银行，必须由银行出证据。回过来再问银行，牡丹江分行又要求她到深圳的信用卡部去解决。
“就像进了死胡同，找不到出路。”彭兰兰决定找律师。银行闻讯，答应消除不良信用记录，但条件是彭兰兰必须签字认账，且不得再打官司。直到这时，彭兰兰才明白，第一次盗刷原来是自己埋单的。
“3年了，快崩溃了，耗不起了。”彭兰兰签了字，吞下了委屈，“已经停用了这家银行的所有业务，不想再跟他们扯上关系了。”
报案晚了
就得承担全部损失
另一位在北京工作的陈女士，也遭遇了信用卡盗刷。“银行、警察都让提供材料，证明被盗刷。问题是这些证据都不完美，我怎么证明，可能都免不了担责。”她说。
今年1月的一个深夜，陈女士被短信吵醒。“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是信用卡消费通知。我以为是伪基站冒充银行诈骗，就没理。”第二天白天，陈女士忙于工作，也没顾上琢磨短信。
短信发来48小时之后，开卡的中国民生银行打来电话，陈女士这才发觉不对劲。
“因为又发生了消费，而且是在国外的同一地点、同样是整数，所以银行怀疑有问题，中断了交易，打电话给我。这个得谢谢银行，没让第二次盗刷得逞。”
然而，第一次盗刷却已经成为事实了。“一笔是1000加拿大元，一笔是2000加拿大元，加起来约合人民币1.5万块钱。”陈女士准备了护照等材料，提交给银行。材料显示，陈女士最近一次出国，是在2013年去了欧洲。
其后，银行表示，因为陈女士的反应时间超过了48小时，所以损失只能由她全部承担。“我觉得，银行可以辨认签名嘛，那就能证明不是我签的。可银行说，只要设置过密码，在国外消费时，银行一律不把签名作为参考。”
陈女士不想为盗刷埋单。银行说，如果这样，很快就会产生不良信用记录。3月份，陈女士在付钱之后，转而求助公安部门，希望挽回损失。
“到了派出所，警察批评我没立刻报案，不然就能开一份被盗刷证明。”陈女士说。
对于挽回损失，陈女士现在基本不抱希望。“警察说了，要追回钱，得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能破获犯罪团伙；二是有相关记录，证明被盗刷的人里有你；三是这个团伙还有余钱，能退给你。”
面对受害者询问
银行一问三不知
为求证陈女士的线索，记者拨打了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北京营销中心的电话，接线员表示“查不到”。当被问及“类似情况下银行与客户如何担责”，接线员先说“不知道”，随后为避免追问，挂断了电话。再次呼叫时，则无人接听。
此后，陈女士自己又拨通了民生银行信用卡客服热线。接线员强调，民生银行的后台法务部门已经给出过处理意见，即“透过本人交易，无明显欺诈特征，时间上和地点上无法排除同一卡片交易的可能”。这个调查结果3月份就出来了，陈女士也还款了，此事就算完结了。
陈女士询问：“无明显欺诈交易的结论是怎样得出的？”接线员建议陈女士“联系一下当地的信用卡中心，来核实调查过程”。陈女士联系了信用卡中心，接线员强调：“我们这边只是提交资料的。”银行的调查过程他们并不知情，并建议陈女士回去找热线询问，“具体的流程都是总部那边确认的”。
陈女士再次联系热线，询问“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了解调查经过”，接线员表示“超出服务范围，没办法回答”。当被问及“如何防范再次被盗刷”，接线员提供了“保护好相关资料”“按信用卡合约规定正常使用卡片”等建议。
陈女士还从网上自学了防止信用卡被盗刷的知识，并发到朋友圈分享给身边人。“首先，磁条的卡不安全，很容易被人复制，最好换成芯片的。”陈女士说，她被盗刷的信用卡恰恰就是磁条的，“办卡的时候，额度也不是越大越好。我后来在别的行办卡，能申请6万元的额度，但我只申请2000元。还有就是，不出国的时候，把境外消费的上限调到最低，真需要出国时，再调上来。”
被盗刷了近1.5万元，陈女士还是心有不甘。她咨询了律师朋友，“律师也说，我反应得迟了，多少要承担一些责任。不过，就算判我承担一半，也比现在都由我出要好得多。我想我会通过法律程序维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