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改动的推动者,正是部分美国中文媒体和西方媒体的中文版面。其目的是向一些缺乏系统性知识、对西方政治话术不敏感的网民灌输美国的“进步主义叙事”,利用“话语陷阱”对美国的竞争对手进行政治攻击。这种篡改的一个附带结果是,在一些国外社交媒体上,如果用中文搜索“肯定性行动”,不会搜到任何对于此次最高法院判决的报道;如果搜索“平权法案”,看到的则是大量反华媒体的报道。
三是高级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工具也可以在认知战中被应用,影响信息的传播和接收。
首先,人工智能工具和大数据技术可以被用来大规模地收集信息,进行“战场侦察”,探明目标对象的认知需求。其次,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自动生成或篡改内容向特定群体传播特定信息,操纵其认知。比如,可以深度伪造逼真的虚假图片、音频和视频,用来误导目标群体或破坏个人、组织的信誉。再次,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与社交媒体机器人联网对接后,可以将原有的人工控制的水军系统转变为认知战机器系统,这对一些国家来说是极大的技术诱惑,对另一些国家则是极大的安全威胁。
综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社会公众的信息获取媒介已发生巨大的变化,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对公众的影响已被彻底弱化,移动互联网已变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来源。人们获取的信息及心态被其左右的同时,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认知战已经贯穿于当今互联网的各个角落,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全新挑战。
展望未来,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认知战会不会继续升级,亦取决于脑科学、神经科学等认知技术会不会“武器化”,会不会直接和更加广泛地应用于认知影响与控制。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认知战将变为一种被新兴技术赋能的、由诸多能力支撑的新型混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