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广州9月8日电(记者刘宏宇)教师节前夕,华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们,纷纷来到丁颖和卢永根的雕塑前,敬献鲜花,深切缅怀两位老院士。
在我国水稻研究方面,华南农业大学的“一脉师承三院士”成为一段佳话。1955年,丁颖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93年,丁颖的秘书兼科研助理卢永根当选中科院院士;2017年,卢永根的学生刘耀光当选中科院院士。
教师节前夕,华南农业大学师生自发来到丁颖、卢永根院士雕像前敬献鲜花。
近年来,华南农业大学以三院士为榜样,培养出一大批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潜心研究水稻
1938年,日军即将侵入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员工开始从广州撤退到后方。此时,丁颖冒着生命危险,不忘把500多个品系的甘薯苗收起,把400多个水稻品种包装好,乘最后一班船撤退。
丁颖被誉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曾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水稻类型。他是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热爱学生,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对学生从来不摆架子,见到学生会主动鞠躬。
卢永根是丁颖的学生。丁颖去世后,卢永根跟随恩师的足迹,努力效法。
他曾协助丁颖开展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研究。丁颖去世后,卢永根主持总结该项工作并参加撰写《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水稻遗传资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遗传研究均取得重要进展。
卢永根带领学生小心地保护着丁颖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资源,并将其命名“丁氏稻种资源”以纪念丁颖院士。如今,华南农业大学已成为我国稻种资源的宝库。
1963年,卢永根
2017年,卢永根夫妇捐出两人毕生积蓄880余万元,设立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2019年,卢永根因病辞世,按照遗嘱,他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教育事业,以此作为最后的贡献。
精神传承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水稻。”卢永根的学生刘向东教授说,卢永根以实际行动践行“丁颖精神”。“他把许多机会都让给年轻人,甘做人梯。”
刘耀光1981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他曾受教于卢永根。1991年在日本博士毕业后,曾在当地工作数载,生活优渥。卢永根接二连三给刘耀光写信,在卢永根的感召下,刘耀光于1996年回到华南农大,潜心科研。
2009年,卢永根
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相较于国外存在着较大差距。刘耀光深受卢永根感染,生活上不讲究,做科研一直想着少花钱、多做事,有时甚至会自己动手做一些小仪器;而他对同事却很大方,还曾支持其他老师科研经费。
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邓诣群说,刘耀光是一个对年轻人“不吝赐教”的人,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他总是尽力帮助,使人深感温暖。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做科研。”刘耀光说,丁颖、卢永根在学风上起到了一种很好的引导作用,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他。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刘雅红说,华农要胸怀“国之大者”,将“农”字嵌入课程与思政,努力培养符合我国“三农”特点又具有国际视野的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做“真诚的劳动者”
爱国、爱农、淡泊名利,是三位院士的共同特征。
丁颖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他曾写道,要以“蚂蚁爬行”的方式和“苦干到150岁”的决心,“以冷静的头脑,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而摆脱一切,遄赴农村”。
卢永根鼓励学生们出国深造,也常现身说法告诉学生如何践行“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直到70多岁,他还带着学生到各地去寻找野生稻,这些野生稻往往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他却不畏艰难,拄着拐杖翻山越岭。
一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一双褶皱的黑皮鞋、一个用了几十年的皮公事包、一个放大镜、一根国产钢笔、一只表面玻璃已磨花到斑斑驳驳的怀表,这是丁颖时常的装束。
华农的师生们尊称卢永根为“布衣院士”。他家中的摆设,还停留在二十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
如今,刘耀光的私家车已开了超过15年,尽管如此,他也从未动过换新车的想法,大部分时间依然坚持步行或骑单车上下班。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