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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陈萌山:健全补贴制度 增加务农收入

“农业是基础产业,带有很大的公共性、社会性,农业生产者收入高度依赖政策支持。我国农业资源有限,农民收入长期偏低,增加农业收入补贴力度,是实现农民稳定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正在举行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提议,“健全补贴制度,增加务农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陈萌山:健全补贴制度 增加务农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受访者供图

农业增收面临四大困境

陈萌山表示,当前,农业领域的增收,面临着四个主要问题。首先是人均资源匮乏导致自身造血功能不足。陈萌山解释,“我国耕地面积19.18亿亩,户均7.8亩,相当于美国的1/400、欧盟的1/40,也不足日本的1/4。人均土地资源少意味着农民拥有的生产资源少,直接制约了农民经营性收入。同时,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持续发展,耕地总量减少的趋势难以改变。2019年全国耕地总面积比10年前减少了1.13亿亩,平均每年减少0.5个百分点,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增收的难度。”

其次,面对市场竞争导致的增收受限。陈萌山说,“我国加入WTO以后,农产品的关税降至15.2%,约为世界平均关税水平的1/4,远低于发展中成员56%和发达成员39%的平均关税水平。同时,在入世协议框架内减少对农产品的直接补贴,并开放农产品市场。因此,我国农产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市场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已经成为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天花板’,这意味着我国农民难以依靠提升农产品价格来实现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逐年上涨,耕地流转价格不断攀升,雇工难、雇工贵现象普遍存在,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且趋势难以逆转。2019年,三种粮食平均净利润-30.53元/亩,比2015年减少50.08元/亩。”

第三,自然灾害频发导致收入不稳定。陈萌山介绍,“我国地域辽阔,横跨5个气候区。极易受‘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各种灾害频发、易发,常年农作物受灾面积3亿亩,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超过60亿亩次,防治面积超过70亿亩次。这些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更增加了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成本。”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导致生产生活成本高。陈萌山说,“农业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标准偏低、运营管理薄弱,直接制约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2020年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25.12亿亩,有效灌溉面积10.37亿亩,还有接近六成‘靠天吃饭’。此外,农村还存在道路建设、网络建设、安全饮水设备、厕所等生活设施建设不足问题,也增加了农民生活成本。”

六项建议帮助农民增收

农业密切受制于自然影响,且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市场均衡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确保务农收入达到相对公平的水平。陈萌山介绍,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利益的保障无法离开政府支持,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把保障农民收入作为农业政策最优先的目标,对农业各领域、全链条给予巨大的补贴支持。OECD国家农民净收入的50%来自政府的补贴支持,美国农民收入超过40%来自政府补贴,韩国、日本农民收入中来自政府补贴比例高达60%。相对来说,我国农民收入中,只有两成来自政府各种补贴,农业补贴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依然很低,增加务农收入更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为此,陈萌山提出了六项建议,以此促进农业增收。

第一,扩增“蓝箱”、做大“绿箱”。陈萌山介绍,按照WTO规则要求,“黄”“蓝”相济、以“绿”为主,重塑农业补贴制度。一方面,扩增“蓝箱”,加快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办法,研究水稻、小麦实施“蓝箱”方案,拓展“蓝箱”品种范围。另一方面,做大“绿箱”,推动补贴方式由生产支持向非生产支持转型,增加绿色防治、保护性耕作、土壤改良等技术补贴,重点支持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向现代家庭农场转型。

第二,加快推进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应对自然灾害影响,实行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是发达国家典型的做法。陈萌山建议,在2021年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产粮大县基础上,2022年覆盖全国所有产粮大县。“十四五”期间,对棉、油、糖等重要大宗农产品全面实施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这样就相当于给我国80%的农作物面积装上了防护罩、兜底网。

第三,支持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陈萌山表示,应支持农产品就地加工,将现在对农产品初加工企业的免(减)税优惠额度,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定量返还的核算依据,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农业主产县市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农业产区兴办农产品加工业,企业用电按农用电计价。通过贷款贴息、项目支持、税收优惠等举措支持产地企业技术升级改造。

第四,建立健全“两个转移”补偿体系。陈萌山建议,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农业大县的一般转移支付力度,使农业大县的大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义务教育等投入,主要由中央财政负责。要建立农产品主销区向主产区补偿转移机制,促进主产区农业生产技术装备和产业化水平提升,培育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增强发展能力和致富能力。

第五,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陈萌山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提高建设标准,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再提升工程。借助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饮水工程、电网改造、互联网络等基础设施,加快补齐水、气、污染处理设施等突出短板,降低农村居民生活成本。

第六,建立农业生态补偿制度。陈萌山表示,农业农民是碳减排的贡献者,包括大力开展保护性耕作、轮作休耕、减肥减药、滩涂养殖等,这些重大措施显著地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显著地增加了农田土壤和滩涂水域的碳汇功能。通过实施农业生态补偿,鼓励农民持续地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充分彰显“双碳”背景下的农业担当。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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