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重庆3月22日电 题:一名ICU护士的三次流泪
新华社记者周文冲
“请救救我妈妈……无论如何……求求你们……”呜咽转成号啕,从听筒中溢出,回荡,压在每个人心头,“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的爸爸和哥哥都没了。”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重症病区,电话旁的罗晓庆和几个护士轻声啜泣,一名医生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在ICU和呼吸内科从事护士工作14年,死生契阔于她并不陌生,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生离死别,罗晓庆仍感到痛彻心扉——那位患病的母亲最终撒手人寰。
那是罗晓庆来武汉后,第一次流泪。
至今仍战斗在武汉抗疫一线的罗晓庆告诉记者,自己是乐观派,很少哭。
2月初,重庆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接手两个重症病区。作为护理组组长,38岁的罗晓庆带领115名护士,与医生一起,和死神“抢人”。
输液、插管、喂饭、倒尿盆……护士们每天在“红区”工作4小时,近距离同患者接触,稍不注意就会被感染。比如给危重患者吸痰时,病毒可能会随着喷溅的气溶胶传播,危险性很高。
罗晓庆所在的医护团队也被痰“困”住了。一名危重患者需要吸痰,可当时医疗物资紧张,没有封闭吸痰装置和正压头套,操作吸痰的护士有感染风险。团队连续几天晚上开会讨论,一直拿不出解决方案,而患者病情却随时可能恶化。
“交给我解决。”罗晓庆挺身而出。
当时她手头只有一个自制的吸痰装置,对操作效果,她心里也没底。
“宁愿我自己暴露,不能把困难留给队员。”在病区,几乎所有拔管、插管等高风险操作,都是她上。
那一次,她的操作一如既往的干净利落。痰被吸出,患者得到了关键性救治。
军队前方专家组组长刘又宁:(病毒)太狡猾了是可能的,不过还有三个层面要考虑:1、试剂盒的质量很不统一,检测技术也不统一,有时候采集样本也会出现误差,所以我觉得应该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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