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古籍善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传续着千年中华文脉，也为今后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形象地说，唐宋时期是古籍善本和文明成果的开枝期，明清时期是散叶期。由此，“文脉颂中华？e页千年”中华古籍善本网络主题传播推出“古籍里的中华文脉”系列文章。

系列文章邀请权威专家撰写。文章将探讨中华善本在当代中国传播的意义和做法，系统梳理从唐至清历朝历代善本的发展、流传和重要影响，及其对当时文化和出版的带动作用。同时，对中华善本如何进行再生性保护和网络化传播提出中肯建议。

作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 钟彦飞，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杨亮

元本在中国藏书与版刻中具有重要价值，是与宋本相媲美的珍品，兼具学术性和艺术性双重价值。在学者和藏书家之中，谈到版本时往往“宋元”并称，甚至有学者认为元代刻书胜过宋代。清代著名藏书家吴骞名其藏书处曰“千元十架”，以与黄丕烈“百宋一廛”相匹敌，由此可看出其对所藏元本的重视。

元本的价值首先得益于版本多样。元代的书籍刊刻出版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官刻系统。蒙元灭金后，在燕京设编修所，于平阳设经籍所，袭承金代刻书之业；灭宋之后，又收罗江南图籍书版，在秘书监建立专门机构兴文署进行管理和印刷，以《资治通鉴》为开端，刊刻经、史、子各部书籍，终元一朝，未曾中断。此外，据历代流传的书籍来看，元代还有艺文监的广成局等刻书机构，负责蒙汉书籍的翻译出版；太医院的广惠局或医学提举司，主要刊刻医书；太史院的印历局刻印历法时宪书籍等。二是地方儒学机构刊刻系统。元代的各路书院、学校达二万余所，官方拨付学田予以供养，刻书事业为其主要文化活动之一，并且大多由名儒主持校订。因此，地方书院成为元代书籍出版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途径。地方书院刊刻内容较广泛，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其中如九路儒学分刻的“十七史”、西湖书院刊刻的《文献通考》等，均为后世所推重，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这些书籍最重要的版本之一。三是私刻系统。蒙古时期，原金代刻书中心平阳地区的私人出版活动继续进行，如现今国家图书馆所藏段子成家刻《史记》二家注本即是此时产物；元代统一南北之后，南方私人刻书尤为兴盛，形成了杭州、建阳等刻书中心。据清末民初叶德辉的不完全著录，即有四十家刻印的约九十种书籍，甚至出现了延续到明代的专业刻书家族，如刘氏翠岩精舍、余氏勤有堂、叶氏广勤堂等。元代私刻系统具有鲜明的商业化色彩，所刻书籍多为实用性的医学类、科举类或娱乐消遣性的小说戏曲等，内容丰富，在刊刻精美程度上则不及官刻，但其文献价值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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