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陈聪在叙利亚战场前线采访。
【演讲稿】奋斗者的答卷
过去的这一年，我遇到了两个不爱睡觉的怪人，他们一天就睡四个小时，每天如此。
钟扬，复旦大学的植物学家，人送外号“钟大胆”。他最喜欢干一件事，就是上青藏高原采集各种珍稀植物的种子，一忙起来忙到睡觉也顾不上。别人定闹钟都是为了提醒起床，可他在半夜三点给自己定了一个闹钟，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放下手头的活儿，该睡觉了。
黄大年，吉林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为了做国家的大项目，他经常带病出差，连夜赶路，还总是订最晚的航班。有几次在办公室累到晕倒，他爬起来吃点速效救心丸，又继续加班，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拼命黄郎”。就连接送他的司机师傅都总是闹着要“罢工”。后来师傅看着他上车倒头就睡不落忍，从自己家里拿来了枕头和毯子放在后排，让黄大年能踏实睡一小会儿。
我是一名新华社记者，曾经采访过叙利亚流离失所的难民，也接触过不少典型人物。但遇到这么疯狂的人还是头一次。如果他们还在世，我真的想问他们：这么疯狂到底图什么？
我带着这个问题，走到他们工作过的地方，走到黄大年躺在地上阻挡卡车强拆无人机库的地方，走进钟扬那个一抽屉都是没报销的机票和发票的小办公室。我慢慢了解到，这两位科学家这么惜时不惜命，就是为了他们的科研，为了国家的战略事业。
他们两个都是想做事、做成事的人。黄大年的目标是“把地球变成透明的”，他在事业巅峰的时候选择放弃所有成就回国，甚至不惜威胁妻子离婚。在他的推动下，我们对大地和深海的认识追赶了发达国家20年的进度。
钟扬用一辈子去追他的“种子梦”。他用生命的最后16年在高原上的无数次弯腰，换来了4000万颗种子的“宝藏”，他留下的一支“精锐部队”，让我们在进化生物学领域能够与日本、欧美三足鼎立。
但他们很纯粹。他们不是院士，走的时候也没给家里留下多少钱。他们身边的人说，他们眼里心里装的东西太多，就是装不下他们自己。
采访得越深我才越明白，每个科学家心里，都住着一个奋斗的灵魂。我去吉林大学的时候，地质宫传达室的大爷讲起黄大年，哽咽得整个人都在抖，他把我拉到地质宫外，指着黄大年五楼的那间办公室跟我说，小伙子你看，就是这个窗户，每天都亮到最晚。
我最不敢面对的，是钟扬妻子张晓艳的那双眼睛。我看着这样一个独自撑起一个家庭的大学女老师，我问她：您现在对钟老师有怨吗？后悔跟他相识相知吗？
她平静地摇了摇头，说，她一直都明白，她无怨无悔。她明白钟扬对西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爱，她知道为了西藏的事儿、为了填补国家的空白，钟扬会去牺牲一些东西。
钟扬留给妻子的，是两个还在上中学的儿子，钟扬为这对双胞胎取名“云杉”和“云实”，一个是裸子植物，一个是被子植物，两种植物全都是钟扬的挚爱。巧的是，在黄大年的弥留之际，他的外孙在英国刚刚出生，他给这个没有见面的外孙起了个名字：春伦。因为长春和伦敦这两个城市，住着他这一辈子所有的梦想。
钟扬走后，钟扬家人做了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决定：把138万元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成立钟扬教授基金，奖励上海和西藏的优秀师生。在这之前，张晓艳问小儿子钟云实，你觉得爸爸的这笔赔偿金该怎么处理？这个15岁的孩子说了一句话：“这是爸爸用命换来的钱，我们还是应该用在爸爸的事业上。”
生命无法永恒，奋斗者的精神却能不朽。
在黄大年去世前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在夜班飞机上晕倒了。下了飞机，已经是凌晨2点，黄大年被紧急送往医院，人已经昏迷，可怀里一直紧紧抱着随身的电脑。他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可能快不行了……如果我不行了，就把这个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一个国家需要奋斗者，一个时代也呼唤着奋斗者。从黄大年到钟扬，正因为他们有一种信仰，信仰这个美好的时代，他们才愿意为这个时代做出伟大牺牲！我想，一个国家的事业，不就是靠这么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下来的吗？
钟扬留下了4000万颗种子。现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对我们来说，这4000万颗种子，不仅是青藏高原的青松翠柏，也不仅是地质宫里不灭的明灯，而是我们心里的希望，是远方的梦想，是我们脚下的路。
我明白，只要希望还在，一直往前走，种子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陈聪，新华社国内部央采中心科技采访室记者。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奋战在新闻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完成战地报道，全程参与黄大年、钟扬等重大典型的宣传报道。参与采写的《生命，为祖国澎湃——追记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获2017年新华社精品报道、社级优秀新闻作品、新华社总编室通报表扬等十多项奖励。报告文学《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黄大年》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好书”。撰写脚本并出镜录制的微视频《奋斗者的答卷》获得亿次点击量。在2014年全国首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中位列全国前20名，并入选巡讲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