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以史为鉴，可以清醒地认知自我，确切地明白一个国家或民族为什么走到今天、我们从哪里来。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脉络清晰、深入浅出、说理透彻、娓娓道来，让我更全面更辩证地了解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渊源、沿革、变迁与利弊。这本书开阔了我的视界、拓展了我的思维、深化了我的认识、纠正了我的偏狭、消除了我的误解，让我看到一个真实、具体、连续、演进、变化的中国历史与传统政治过程。读后让人豁然开朗，有一种“原来如此”的通透。以前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尤其历代政治、文化的兴衰主要是通过历史课本、语文课以及广播与影视等，比如中学教材中批判中庸思想的一篇文章，比如说其“不偏不倚、不温不火”，一直让我对中庸思想持否定与贬斥态度，感觉中庸思想全部都是封建糟粕，所以中学时代对于传统文化多是一些概念化的认知、非黑即白的评价与缺乏自我判断的片面接受，直到后来了解了真正的“中庸”，才开始有所怀疑、反思与转变——比如据说《论语》、《中庸》被列为国外管理学的必读书目。历史课本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古代文化的否定与批判让我对于传统思想与文化也有所警戒与隔阂——当然是在对历史对古代文化不甚了解的情况下。然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天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才发现自己的幼稚、无知、片面与狭隘。对于“专制黑暗”的旧社会的否定与误解、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导致了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曲读、误解与冤枉以及肤浅的认知与片面的理解、狭隘的批判，也导致了近代一些国人的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历史虚无以及现代的文化不自信问题。

文化自知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与前提。自知才不会妄自尊大、妄自菲薄，自知才会知耻后勇、不卑不亢，自知才能更加自尊自爱、自信自强。阅读此书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相见恨晚。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尽早阅读此书，免去似我这般的遗憾！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是平等、开放、自由的。”（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钱穆先生指出了国人普遍文化不自信的痛点与原因，其实这主要是历史与客观所致，是制度使然，而很少是个体人为的、有意为之，制度尤其产生的时代性与情境性，比如九品中正制最初就是一项很好的制度，对于分裂的国家来说是选拔人才的有效而可行的方式，可是后来时势变换，制度依旧所以就具有了负作用。某种程度上，这于历史当时或是一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结合的产物，于我们当代人回望则是一种无奈与客观事实，所以作者说“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做参考。”，虽然若单独拿出来、断章取义，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或者不对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钱穆老先生的观点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与民族偏见的成分，比如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对于清代满族统治的评价，比如他说的清代政策中“满族人、蒙古人、中国人”的提法，此处的中国人指汉族人，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国人不同，这是个人的经历与时代所致，是客观使然，是老先生自身无法避免的，但是作为清醒的现代人，这一点我们丝毫不能糊涂。此外，钱穆先生是国学大师与文化大家，他的文化系列著作值得喜好文化与关注中国传统的人去系统或有选择地去阅读，比如《国史大纲》《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历史精神》等。

这是一本在香港、台湾与内地都被出版与认可并广泛阅读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一本小册子。一九五二年，钱穆先生应有关方面之邀，演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题。本书就是演讲记录稿修改而成， 当年十一月在香港初版，一九五五年八月在香港发行修订版。后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时，又补入钱穆先生答读者来书讨论张居正一文附于书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的版本是比较全面的。这本小书32开的印刷纸总共180页，所以一周抽点时间或者周末基本就可以阅读完。然而这本书的内容却是丰富厚重的，会让你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制度、文化、政治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逻辑与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所以非常值得一读，也非常值得反复阅读，因为每次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与收获。这本书适合所有海内外的中国人与华人阅读，也适合研究中国与关注中国的国内外人士阅读，尤其作为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们去精读一、细读。这本书可以补充阐释某些历史教科书的不足、可以修正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自以为是，可以让崇洋媚外或者自卑自贱的国人有一股底气。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历史制度的渊源与当今强调文化自信的历史事实，让我们对于历史更自知、对于文化有一份自信、对于西方的制度有一种平视。

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内容简介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传统文化的一本必读的经典之作。有的将其列为管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的推荐或必读书目，其实从事组织、人力资源、经济或军事管理或研究的人都可以阅读此书而受益匪浅。作者主要论证了对于从秦代到清朝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不能简单称之为“专制政治”，也不能用“专制黑暗”一笔抹杀。作者主要分析评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制度的得失，它们基本代表了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每个朝代主要讲了组织、人事、经济、军事四个方面的制度——政府组织的制度、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作者意在从这四个方面“指陈历代政治制度的沿革，纯从历史事实上来比较它的好坏，根据当时人的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作者认为政治是全部文化中的一项，只有深切认识某国某民族的全部历史的文化意义，才能更好的讨论政治的意义与效用。而且作者认为评价一项制度要注意其历史性与地域性，要区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

历代政治制度选介：

组织制度——政府的组织沿革

作者认为不能说，中国从前不用民主选举制，而有一个世袭的皇帝，便证明中国传统政治之黑暗与无理性。因为有客观限制：中国汉代与古罗马可以相提并论，但是两国的立国模式与国情不同。古罗马从一个城市向外征服而形成帝国，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汉代中国疆域辽阔、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在全国，加之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人口众多，实行全国民选制度几乎不可能。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皇位世袭是不得已而现实可用的办法。

皇权与相权的划分。封建时代的中国，皇室与政府、中央与地方是有职权划分的，而且有内朝与外朝之区分。汉代皇帝的秘书处是“六尚”，包括衣食冠席浴书，尚是掌管的意思；宰相的秘书处是十三曹，曹等于现在一个司，每个曹职能类似如今的中央各部委，如组织、人社、农业、国防、交通、财政、公安等。“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第10页）汉代以来中国的皇权与相权是共存与分开的，通过历代的改革，直到明清，君主专制日益强化，才最终相权被削弱或取消，成为真正意义的“封建专制”，所以不能说整个封建社会都是“封建专制”，同时历史上有很多清明盛世，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康乾盛世等。

三公九卿的职责。三公九卿是政府里的最高官，主要为：

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副丞相）分别掌管行政、军事与监察。

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负责管理皇帝的一切事。

九卿：全隶属于宰相。

一是太常：祭祀；

二是光禄勋：门房；

三是卫尉：门卫屯兵，皇帝的卫兵司令；

四是太仆：皇帝的车夫，仆，赶车的；

五是廷尉：掌管法；

六是大鸿胪：外交部。鸿即大，胪是传呼的意思，大胪是传达官；

七是宗正：管理皇帝的家族，其同姓本家及异性亲戚；

另外两个卿是大司农与少府，分别掌管政府经济与皇室经济。

家国一体的渊源：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完善，皇帝的家转化为国，管理皇帝家室的人员转化为政府官员及其职位，皇帝的家室不单是家事同时也是国事，比如皇后的立废、继承人的册立等，宰相由皇帝的总管家变为政府的首长，已经化家为国，由内而外，家务变为政务，皇帝家庭变为政务，所以中国文化强调家国一体，关时刻要舍小家顾大家，百姓的小家要服从于国家利益或者家族利益。

汉代地方政府。“两汉吏治”——值得称道的行政区域划分。汉代郡守，郡制长官为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都是两千石。汉代一百多个郡，太守的名位与九卿差不多，太守与九卿职位调换也不涉及升降级别，所以地方并不感觉中央政府高高在上，中央与地方官员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没有攀比、缺乏争斗、比较从容淡定、积极为官，官场风气比较淳朴。汉代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各项统计表册，即地方的行政成绩，每年九月、十月间呈报到中央，称“上计”。

汉代监察官。刺史是中央派往各地方调查的，进行规定项目的考察，地方实际行政责任由太守负责，刺史只是耳目，是六百石的小官，然因为官小，所以敢说敢讲，无所避讳。刺史隶属御史丞，皇宫的侍御史专事弹劾中央及皇宫的一切事情。刺史与侍御史的意见呈报御史大夫，他再呈报宰相。

人事制度——考试与选举

秦汉以后没有了世袭贵族、军人政治与富人政治。汉代的太学相当于现代的国立大学，考试毕业的学生分为两科，甲科出身为郎（属于光禄勋下面皇宫的侍卫），乙科出身为吏（回到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是地方长官的掾属（第18页），补郎与补吏是太学生毕业后应有的待遇。汉代地方的郡县长官由中央派遣，但郡县掾属必须是本地人。十三曹由宰相辟用。各衙门以下都是吏，由衙门首长任用。

汉代的选举制度。史上称为“乡举里选”，各地方可以时时选举人才到中央，后来汉武帝规定每年选举郡国孝廉给中央，每郡有了名额限制。选举出的称为“贤良”、“孝廉”。后又演化为分区的察举制度，按户口比例分配名额察举孝廉，孝廉成为参政资格的名称，失去原来的意义，后来又加入中央的考试，察举制度最后经过综合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四项手续而得以完成。“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人仕从政的惟一正途。政府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途径出身。”（第21页）。这种途径是选拔与培养人才与干部的重要途径，也为历代所借鉴。这种官员选拔制度类似我们现代的公务员考选、选调生与遴选制度。这样的政府不能称为贵族政府，虽然不乏贵族子弟，但毕竟是少数，也不是军人政府或商人政府，只能称其为读书人或士人的政府，崇尚文治的政府。

财经制度——赋税制度

汉代轻徭薄赋，实行三十税一，当时还有人口税、兵役税，所以农民还有的需要卖去自己的土地成为佃农，田主对佃农的租额很高，政府减轻田租，便宜了地主。“封建是政治性的，而此刻的地主，则由经济条件而形成。他可以自由买进，也可以自由卖出。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有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以后中国历史上的上地政策，一面常歆羡古代并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终使土地租税问题得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第23页）

关税、商税的起源。汉代全国土地除了耕地还有山川林木等“奸利”，田租之外，政府对于山川林木所获收益征收的赋税逐渐演化为关税与商税。范式农田租税都归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或收入，山川池泽的赋税归入少府，专供皇帝私用。征收的商税逐渐超过田租，少府收入胜过了大司农。汉代光武帝开疆拓土、军费缺乏，地方上有钱人不响应捐献，所以后来所有土地收归国有，由政府经营，变为国营与官买，以求增加政府收入，由此出现了“盐铁政策”。盐铁业是当时最大最易发财的两种商业。

军事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

人本的制度传统。汉代实行全国皆兵制度，壮丁23岁开始服兵役，也是考虑到士兵的家庭负担，靠天吃饭的农业难以保证年年丰收，不过可以“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二十岁受田，按理说从二十三岁起他可以有一年储蓄，从而可以为国家服役了，这种制度安排是经济与道德的考虑，法治与仁政并重的政策制定。汉初官员大部分出身农民，了解民间疾苦，所以能制定出这一法规，这也体现出中国古代读书人读书仕进、经世致用的现实价值。汉代中央有皇帝的卫队南军与首都的卫戍部队北军，边疆有戍卒，地方上有国民兵，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叫做“良家子从军”。作者还分析了陈胜、吴广起义的另一个原因。古制有戍边三天的兵役。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仍行旧制，三天期限从江苏到渔阳实在难以从命，这也助推了起义的爆发。

三、作者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被顾颉刚推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 1949年赴香港并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钱穆逝世的消息传来，士林震悼。台北《中央日报》、《联合报》在次日以"中华历史文化的守护者——敬悼史学家钱宾四先生"、"承传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敬悼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为题对这位学人的学术贡献做了极高的评价。

钱伟长由于台湾当局阻挠不能送别叔父而送的挽联：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

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余英时在钱穆逝世后为先师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钱穆先生著述颇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入而系统全面的研究，对于继承与传播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客观辩证看待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了较好的宣传与教育工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与教学、传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弟子余英时回忆 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问题所困扰——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他在新亚书院（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多次向学生讲演，都提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激起巨大的震荡，延续中华文明、传承传统文化是他一生追寻的事业。他毕生致力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史大纲》的编写对于抗日战争期间鼓舞民族士气起到了很大作用。代表作主要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十二讲》《论语新解》《孔子传》《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等。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亲侄子，钱伟长不但名字为钱穆所取，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这与其后从文科转入物理学并取得巨大成就不无关系。

很多名家对钱穆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方克立说：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霍韬晦说：在迷惘的时代，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陈寅恪说：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马悦然说：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美国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让我们阅读钱穆先生的优秀文化著作，知晓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让我们继承钱穆先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投入与热爱精神，发扬钱先生对于历史秉笔直书、客观评判的求实学风！期待当代中国出现更多钱穆先生式的大家、大师、学者与师长！

（肖新平：长安街读书会博士团国家行政学院研究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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