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样的情形在体育系统的体育场馆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副局长马力告诉《工人日报》记者，现在的体育场馆大多都属于差额拨款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工资总额是一定的，每个人根据工龄和级别等条件拿到不同的收入。

“体育场馆每天大约会开放12～14个小时。员工工作超过8个小时就算加班，就会产生加班费，但工资总额不允许给他们发加班费，而事实上他们愿意加班，两相矛盾导致他们工作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单位只能大量聘请临时工，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服务质量下降。”

为了激发体育场馆的开放力度，国家体育总局上个月下发通知，明确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安排将从主要看“座位”数量，向主要考量群众日常健身和参加体育赛事活动等开放“绩效”转变。

对此，马力评论道：“这表明了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将督促大型体育场馆加大开放力度，前进了一小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原因在于多项政策互相抵触。”

在马力看来，这些体育场馆大多由事业单位运营，要激发其活力，必须要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将所有权和运营权分离。“《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等多个文件明确提出了积极推进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营机制创新的改革举措，但要真正落实，还有赖于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推进程度。”

　　满足多样化健身需求须多措并举

相较于美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6平方米、日本的19平方米，目前我国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1.57平方米，可供居民锻炼的体育场地严重不足。但在北上广等大中型城市，寸土寸金，要想满足不同人群不同的健身需求，难度可想而知。

有鉴于此，《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提出，合理利用景区、郊野公园、城市公园、公共绿地、广场及城市空置场所建设休闲健身场地设施。“中国人口基数太大，民众健身需求更加多元，有骑马的、骑自行车的、户外游泳的，这些健身需求都不在体育场地里完成，因此政府提出要利用水陆空等自然资源，为老百姓提供健身去处。”马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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