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决策执行机制，采用集体研究、请示汇报、制度规定、文书文本等形式，把党的领导体现并固化下来，让原来的‘结果领导’转变为‘全过程领导’，从程序决策上确保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改革以来，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不断加强，仅省级层面，省纪委监委就向省委提交了50余件请示报告。
严把留置使用关
在浙江，随着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留置措施的运用愈加成熟。
汤国华，杭州市下城区停车收费服务中心原管理四部部长。2015年，下城区纪委就曾收到群众对停车收费服务中心的举报，但由于汤国华非中共党员和非公职人员的身份，下城区纪委和原监察局能够采取的调查手段有限，调查进展缓慢，无实质性突破。
改革扩大了监察对象的范围，作为劳务公司派遣到国有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汤国华也成为监察对象。因其涉嫌共同贪污问题，2017年8月8日，下城区监委对其采取留置措施。调查取证不断突破，汤国华放弃对抗，坦白了案件真相。
留置的采用，让诸多重大复杂、难以突破的案情得以突破，让串供、藏匿证据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但如何规范留置的使用条件和审批程序，以进一步推动反腐败工作法治化，保障监察权的正确使用，仍在实践中不断思考。
浙江始终把依法规范监察留置措施作为开展监察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制定出台《监察留置措施操作指南》《监察留置场所暂行规定》等，对留置审批、留置地点设置、留置实施监督等作出明确规定，确保严格规范、谨慎稳妥使用留置措施，为依法有效开展监察调查提供有力保障。
改革中，浙江建立了集体研究机制和上提一级审批机制，从严把关留置审批。市、县两级监委采取留置措施，除符合基本的留置条件外，必须由市、县监委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并报上一级监委批准；涉及本级党委管理的公职人员，还需向本级党委主要领导报告。从实践看，通过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既确保了党对监察留置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有效防止监察留置的乱用、滥用，维护了留置措施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