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首先来自国情。较之性骚扰，杨宝德等所遭遇的劳力盘剥更为普遍，它有“学徒制”的传统惯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伦理基础，又有“老板/雇员制”的现代理念加持。若非特别过分，师生溢出学业契约之间的互助，实是“人情味”的一部分，而且也许有或多或少的传承。是非界限难以区分，举报导师冒着“大逆不道”的道德风险，若非情非得已，谁愿意举报？
▲曝光的杨宝德与同学对话。
其次是未知的后果。即便是面对更为恶劣的性骚扰或性侵犯，举报也面临着隐私得不到保护，主管部门的息事宁人、不了了之的中国经验。除非导师被撤销资格，否则师生该如何再次相处？即便“可以”更换导师，但“恶名”已在，是否有导师愿意中途接手，研究方向是否对口等等，都是问题。当然最终还有论文能否通过的风险——就算达到了学院指标，还可以有课题组标准；等等。恐惧也许来自心造的“魔影”，大部分导师固然是好的，但——倘若(难免)情况特殊，又如何切实保护学生？
因此，如果不充分体察现实，缺乏独立第三方的评价机制，不构建学生畅通的申诉机制和切实的权利保护机制，精英学生们只能在理论上属于他们的权利面前止步，转而在“难兄难弟群”中相濡以沫，苦苦挣扎。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也许会初步领略犬儒、苟且与权术。苟如此，当非社会之幸。
□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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