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机制推介中国故事
拍纪录片，经常遇到的窘境就是“找不到钱”。为解决这个核心难题，广州纪录片节做了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
“其实国际上非常想找中国题材的纪录片”，纪录片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张鹂对本报记者说，此次有8个国际代表团来到中国，人数规模都很可观，包括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机构、专业基金会、制片方、发行方等。广州纪录片节跟国际上通行的“方案预售”模式接轨，成为国内首创的纪录片交易平台。借助节展平台，可以将世界各国的纪录片从业者、投资商、销售商、播放媒体等联结为一体，近距离地交流、商洽、交易。
《中国梵高》就受益于这一机制创新。2014年，《中国梵高》在纪录片节的方案预售环节上拿到了丹麦电视台联合制作和加拿大广播电视台的预售；成片后，于2016年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全景展映单元，并在荷兰部分院线公映。
“我去过很多别的节展，看过很多别的提案，但是广州纪录片节的影片呈现出的视觉效果非同一般。这个论坛也是一次人才交流会，我们与中国富有创造力的人才进行交流，特别是就如何讲故事进行交流。我们想为各国观众呈现他们所不了解的内容。”魏克然告诉记者。
12月14日，在广州纪录片节落幕的当天，数据显示，本届纪录片节促成项目意向签约额5.19亿元人民币，创历年最高纪录。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广州纪录片节已成功促成130多个国内外纪录片方案获得投融资及播映机会，其中包括《归途列车》《千锤百炼》《我的诗篇》《中国梵高》等知名纪录片。
纪录片的机遇期
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摄影师文森特·弗兰科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看到了这里的设备、节展目录，其中一些纪录影片将进入最终竞赛。我对于这些影片的质量印象很深刻。”
的确，中国纪录片正处在机遇期内。继《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收获高口碑之后，2017年，讲述幸存“慰安妇”生存状态的纪录片《二十二》，成为中国首部票房过亿元的纪录片。同时，在技术手段发展的支持下，4K纪录片、航拍、无人机等多种手段也为纪录片未来提供多种可能。
曾两度拿到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的周浩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其实中国不缺乏严肃的观众，观众对优秀的作品也有相当高的期待。“3年前我就说过，中国的亿元纪录片一定会出现，但究竟是哪部，我不知道。票房是市场行为，只要你的片子有质量，这是早晚的事。中国社会不缺钱，缺的是好片子、好故事。当然，一个纪录片导演不该把目光瞄在票房上，而是更多考虑自己要表达、要讲述的故事。”周浩说。
“与我2001年开始做纪录片那时相比，现在拍片的年轻人多了，纪录片的人口基数增加了。随着经济发展，年轻人对未来的追求、职业规划也会朝着个性化方向走。纪录片是个考验导演个性和独立观察力的行业，想法和观察是最重要的。”周浩表示。
用加拿大国家电影局英语制片部执行总监米歇尔·范·柏申科的话说，“我可以感觉到一个真正的产业空间正在形成。中国观众也变得更加乐于接受纪录片电影，他们可以在电视或者网络上直接观看纪录片，这非常令人振奋。观众会被好的故事吸引，所以当他们遇到好的故事，自然会被吸引过来。”（记者 申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