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窦农】

这些年，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在餐桌上开始抱怨海（河）鲜不鲜了，说养殖的不如“纯天然”的……真的是不鲜了吗？

在没做双盲测试的情况下，鲜与不鲜只是说说，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不鲜了，不如说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过程太快了，大家吃腻了。

试想，如果一年只吃个三五回鱼，谁会抱怨不鲜？如今哪怕我一天三顿都吃鱼，别人也不会说什么。

那么，中国人的餐桌上什么时候开始多了一条鱼了呢？有人也许会说“自古以来”，然而，全国多数地方的普通人都吃上鱼，不过是近三十四年的事情。

每年大闸蟹季节，这张“解放前穷人吃大闸蟹度日”的老照片都会在网上出现。不过这张美国摄影师

沃特·阿鲁法特(Walter Arrufat)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老照片只是记录了上海一名小男孩正在吃螃蟹，是不是大闸蟹先不说，以图中的穿着和家什，绝不是当时的贫困家庭。

“过去皇上吃的就是这东西”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有一个“鱼刺事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双水村田海民夫妻办起养鱼场，给了全村每家几条鱼，引起“轰动”——村里绝大部分人没吃过鱼，认为“过去皇上吃的就是这东西”，有些人家没来，因为不敢吃这面目狰狞的怪物。

即使是现在，到东部沿海上学的中西部学生，如果之前没见过，他们第一次见到螃蟹、海虾时，表情也很有趣。

怎么烹饪这几条鱼难倒了全村的家庭主妇。有的被这“怪东西”吓得不敢动刀，只好让男人上手，男人们又几乎用了杀牛的勇气来对付。至于做法，除了蒸煮红烧，还有在鱼外面糊上泥巴放在炉灶里用火灰烧的；有的竟然不知去鱼鳞、挖内脏，里里外外一点不剩都吃了……最严重的是，当天不知有多少人的喉咙上扎了鱼刺！后来，一个有经验的人——年轻时他在太原钢厂当过几年工人吃过几次鱼——提议大家回去用醋软化鱼刺。

《平凡的世界》的原型是陕西省的农村，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有点儿荒诞的小喜剧揭示了一个现在看来难以想象的事实：直到80年代，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地方，如果不是生活在河边湖边，几乎没有吃过鱼。

传统剧目《打渔杀家》讲述的是英雄萧恩（阮小七隐居易名）父女反抗渔霸的斗争故事

或许有人会对此嗤之以鼻。的确，一提起中国，人们的印象就是“地大物博”，而渔业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行业，在我国源远流长。中国自然条件优越，历史传统悠久，经验技术丰富，你这个结论未免太夸张了。

实际情况是，古代权贵之家或许可做到“脍不厌细”，但对于没生活在水边的民众来说，鱼就代表“山珍海味”，在无法养鱼的条件下——不是说从河湖抓鱼回来养大，而是指从鱼苗养成鱼——水产品跟绝大多数人是绝缘的。

近代以来到解放前，由于三座大山的长期压迫，水产业更是奄奄一息，除了极少数，广大贫苦渔民挣扎在生死线上，内陆渔民有说法“鱼儿出水养三家，湖霸、鱼行和渔家”，沿海渔民则有“渔民头上三把刀，鱼行、税捐和强盗”。

到1949年，全国水产总产量只有45万吨，当时全国人口达“四万万五千万”，也就是每年人均吃鱼2斤，考虑到当时的保鲜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中位数是极低的。

新中国成立后，战争的创伤迅速被医治好，水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很快就超过战前最高年（1936）产量150万吨，1957年更达到346万吨。毛泽东主席曾预言“三山六水一分田，农业大有可为”。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政治、政策、技术等种种原因，水产业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吃鱼难”的呼声迭起。“吃鱼难”最终惊动了中央，水产业后来成为全行业试点。

谁说“家鱼不可能在中国繁殖成功”？

政策的落实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则是我们现在“吃鱼吃到腻”的坚强保障。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水产养殖人突破了一项又一项技术，让西北边陲的农村也能告别“吃鱼难”。

以“四大家鱼”为例，青草鲢鳙现在几乎随便走进一家饭馆都可以点到，但在1957年以前，要在水产市场买到四大家鱼谈何容易？这巨大变化离不开一系列学者的汗水和智慧，谭玉钧、钟麟、刘筠……当广大吃货们在尽情享用清蒸鱼、水煮鱼、豆花鱼、糖醋鱼、烧烤鱼的时候，不妨也看看这串名字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当时四大家鱼的养殖技术也有，但仍基本延续唐朝的传统——从自然江河里捕捉幼鱼，再实行人工养殖。千百年来，我国淡水养殖的鳙、鲢、青、草、鲮等主要养殖鱼类的鱼苗都是从长江、西江等河川装捞的，渔农必须到鱼苗产地购买。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购回鱼苗的成活率还很低。如果能够把池养的家鱼用人工方法繁殖鱼苗，那么，鱼苗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957年，谭玉钧受命负责江苏和浙江的家鱼繁殖，当时日本专家断言“家鱼不可能在中国繁殖成功”。谭玉钧不信这个邪，在实践中提出了一条与英国专家不同的技术路线，最终在1960年解决了鲢鱼、鳙鱼的人工养殖问题。

　　四大家鱼人工养殖之父—鱼类生理生态学家钟麟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