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第三域”的这股力量，一旦缺乏有效规制，势必“异化”，沦为“村霸”。尽管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是绝大多数村庄的民主治理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村干部的权力实际上处于无制衡、难约束的状态。
即便某些村庄建立起了一定的民主治理机制（譬如，村务监督委员会等），但在一个个体化社会中也未必能够起到实质性作用。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除了土地在名义上仍然属于集体以外，农民跟村庄集体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实质性利益关联，一些村庄的公共事务乏人问津，甚至无人参与，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少有人关心、热心。许多村民甚至不知道本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是谁，因为没有利益关联，他们实际上也不关心谁当村干部。与此同时，个别地方的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弱，就好像政府是一层油一样浮在水面上，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悬浮型政府”。如今，某些地方的农民除了办结婚证、准生证等必需的证明以外，几乎不与政府相往来，也不跟乡村干部打交道。这些都为一些“村霸”横行乡里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
因此，从根本上治理“村霸”，必须铲除其存在的社会“土壤”。首先，针对个体化农民一盘散沙问题，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普通农民组织起来，不但可以解决生产和社会上的协作问题，也会对村庄治理形成一种监督、制约作用。其次，要通过社区营造，重新构建生活共同体，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和集体意识，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关心村庄公共事务、参与村庄的公共治理。同时，在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应探索建立制度性联系。良好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政社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最紧要的是，在基层政府和群众之间需构建制度化的沟通互动机制，实现农村社会的网络化治理。譬如，探索构建群众利益表达协调保护机制、群众民主参与机制，搭建公共合作平台，等等。通过这些努力，既可以及时有效地吸纳农民的利益诉求，让农民能够有序地参与到自己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又可以非常有效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农村社会，转化为农民的自觉行动；既能激发社会活力，又能保持社会和谐。总而言之，这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