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发表于2008年12年19日《齐鲁晚报》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改革的开端载入史册的。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次会议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这次会议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作为这次会议的亲历者，我想在这里对自己所了解的这次会议的某些重要史实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于光远
我想讲一讲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也就是接着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起草的前后经过。这个报告后来被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小平讲话稿提纲列出八个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开幕的。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大约是12月初，胡耀邦找到我，谈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的事情。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当时，邓小平拿出了自己亲自拟好的一个讲话稿提纲。 这个提纲共三页纸，是小平同志的亲笔字。提纲一共列出了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面，还写了“对会议的评价”几个字。加在一起，就是八个问题。
小平同志根据这个提纲，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的事情。由于我当时做了认真记录，所以，今天回忆起来能够说得比较详细。
关于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的问题，邓小平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指出，这个争论（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笔者注）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强调，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关于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邓小平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地方也可以立法。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索，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
关于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关于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5%到10%再到20%，城市20%。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关于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提出：搞几定，一、什么项目；二、从哪里引进；三、定在什么地方；四、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关于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小平就初稿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赶紧找了国务院政研室的林涧青等人和中央党校的一位工作人员共同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后，稿子就起草好了，送给邓小平审阅。
大约是12月5日，邓小平又把我们几位起草者找去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好，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认真执行党章，权利义务都讲了。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现在没有各种法，要逐步地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树造林没有专门法令，经济法规没有，普通法规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各个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于半年工资，相当于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15%，欧洲、日本相当于三分之一。
最后，邓小平告诉我们，稿子要短一些，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他希望改得快一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小平说 ：“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
大约两天后，又改好了新一稿，这一稿一共讲了四个问题。邓小平约耀邦和我等起草人员作第三次谈话。他先肯定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要求在开头或者中间讲一点重点转移问题，并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的问题还重要。邓小平指出，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是这样，因此，怪现象就发生了。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追查所谓谣言的问题，说这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包括领导干部，搞得好的，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
这次谈话，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逐字逐句与起草者进行研究，意见也谈得更加具体。谈话之后，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对稿子又作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邓小平听起草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也就完成了。
链接：两个会议密不可分
我（于光远）想首先说明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关系。这是两个会议，但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同寻常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提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为期5天；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为期36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方面是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很高，不但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而且十一大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人的45.4%也参加了。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军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二是三中全会上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也承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承担了责任。不仅如此，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在这次会议上准备好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也就成为几天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所以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定稿后小平让我单独起草一段话
有一个细节，其他起草者都不知道。就是在定稿后的第二天，邓小平把我叫到他家里，要我单独起草一段话，举一些实例，专门批评追查所谓“谣言”、动不动就“立案”的错误做法。在谈话时，邓小平几次说过，有的人、有的机关听到一点尖锐的议论，就当作“谣言”，追查所谓“政治背景”，就“立案”，进行打击报复，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小平这些话几乎原样写进了讲话稿，他考虑在讲话稿之外再用些实例说明。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一段千字文，不过，后来在闭幕会上他没有这么讲。
人物档案
于光远，1915年出生于上海。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曾较长时间在中宣部工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77年-1982年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又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还担任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名誉会长或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