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将这八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就是恋爱阶段。周有光称，“当时她（张允和）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关于两人的婚姻，有一个说法颇为流传，那就是“结婚后从来没有吵过架”。对此，周有光曾在受访时坦言，“其实我们也吵架”。
“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确实，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我们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晚年，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合著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
经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
结婚后的周有光夫妇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同时还参加了反日救国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当时的民国政府迁移到重庆。
抗战中，周有光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因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而去世；儿子也曾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所幸抢救及时。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
到了内战即将结束时，自认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到上海。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却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当时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
此后，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荒谬。多年以后，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
周有光近照。
50岁改行：26个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受到苏联支持。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而在同时期的上海，他的领导、学生纷纷自杀。职业的转换、居住的迁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环境中躲过了“反右运动”。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在50岁的时候，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称，“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时，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