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个月之后，渔船的油箱终于耗尽。海盗们又将他们劫持到远离海岸的一处森林，在地上和头顶拉了几块红色塑料布，二十多人的所有生活就堆叠在那片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30米开外大小便的地方。
在岸上，食物变得非常有限。船员们每人一天只能分到一碗水、两顿饭。早上是几片薄饼压成的拳头大的一个面团，晚上是一小碗红豆饭。只有在极少见的时候，才会有人在帮海盗们做饭的时候，偷偷藏几个洋葱和土豆。那个时候冷文兵总会想，那些东西在四川老家他从来都不愿意吃，但现在却像山珍一样美味。为了果腹，他甚至吃过老鼠肉。
他们依然被海盗当做佣人使唤和打骂。有次，一位柬埔寨船员因为不愿意帮海盗干活，被禁止小便，又在之后发生的口角中被子弹射中脚背，鲜血直流。一位印尼籍船员患上了跟王昭同样的病，几天内离世。
在饥饿、疾病与暴力之下，反抗的力量渐渐变得离散。更多时候，那片红色塑料布上承载的是麻木。
因为无事可做，船员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偶尔会几个人凑一起打几局烟盒撕成的扑克牌。中国船员大多不懂英语，跟海盗的交流一般通过一个菲律宾船员翻译。不过时间久了，冷文兵也学了几句当地的语言，便于跟海盗们提出自己的各种需求。“卡迪”是“小便“，“哎许”是“吃饭”。被一次次威胁和打压之后，他们只剩下这些最基本的需求。
在年复一年的消耗中，冷文兵已经习惯了对“希望”这个词保持距离。
私下里，海盗被船员们称为“骗子”。几年间，海盗曾经无数次放出消息，表示他们即将被释放，但没有一次真正兑现。
直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车开到自己眼前，冷文兵都还以为这只是海盗们的又一次“恶作剧”。
归来
10月23日，在冷文兵被送往索马里当地警察局的路上，原本核载8人的小型面包车上硬生生塞进了26个人。他被挤在最后一排的中间整整6个小时。但是在这1671天以来，他从没像这一刻这么开心。
因为，他要回家了。
此时的冷衍长依然一无所知。几年才接到一次电话，他甚至不确定儿子是否还活着。喂过鸡后，他像往常一样为自己做好午饭，一般是地里种的蚕豆、油菜或豌豆苗，配上一碗稀粥。然后端到门厅的餐桌上默默地吃，通常会剩下一点留作晚饭。
年轻的时候，冷衍长也曾外出打工。他在山西挖过煤，在广东烧过砖，还在山东守过工地。一个人能挑200斤的扁担。但是现在，他的腰渐渐弯了，眼睛也变得浑浊。
儿子是他唯一的骄傲和依靠。贫困让冷文兵过早承担了家庭的经济重担，但自从他出事，家里的生活就更加困顿。冷衍长做饭的柴火只能捡拾路边别人砍剩的，要卖鸡蛋也只能等到有人路过来收。去年成为低保户之前，一年的收入只有几百元。领低保后，每月能领到105元。1元钱1杯的茶也舍不得喝。烟是戒不掉的，但也只抽最便宜的自制卷烟，一根1毛钱。
很多时候，他就叼着烟斗坐在家门口。这几年，他看着村里的人口越来越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有时，其他有子女在外打工的老人看见他，也会过来默默地陪他坐一会儿，只是绝口不提“兵兵娃”的事。
村干部到家里告诉他儿子回来了的消息时，他正在自己黑漆漆的房间，捧着一台收音机听戏打发时间。但是下一秒，眼泪就唰地流了下来。
此后的两天里，他又流了两次眼泪。一次是见到儿子的瞬间，另一次是听到儿子讲述自己吃不饱饭的日子。冷文兵也只能笨拙地安慰：“老爸不要哭了，不要哭了。”然后自己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现在，冷衍长对儿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养好身体，然后在家附近找份工作，娶个媳妇，再也不要走远。
当地出海打工的热潮正在冷却。“就算没有他（冷文兵）这个事，也没什么人去当船员了。”冷勇路过儿时玩伴的家，特地停了下来。“现在人都懒了，出海风险那么大，收入跟在镇上打工也差不了太多，已经没人愿意去了。” 就在冷文兵成为船员的前一年，冷勇前去广东的皮具厂打工，“每月收入四五千（元）”，去年刚回乡。
10月27日下午，冷文兵带上户口本，到村里的派出所补办早已丢失的身份证。他没有任何存款，船员工资还被拖欠着，但他必须拿到身份证，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说，自己再也不会出海了。
天色渐黑，冷衍长坐在门前翘首等待，像过往的十年一样。只是这一次，他知道儿子会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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