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无罪》：冤案昭雪的影像范本
电影《无罪》海报
电影《无罪》剧照
电影《无罪》创作团队以“破冰”这个词来定位张氏叔侄冤案，同时更以这个词来定义《无罪》电影的首映。因为，以电影艺术的方式来展示一起冤案是如何产生的，必然涉及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彼时彼刻的集体失守，必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是否能够承受？
承受如此敏感的题材的意义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直面我们观念和方式的内伤和瑕疵，并示之于人。但如果着眼于未来，恰恰可以对应歌德的一句话：“一个过去的错误，是发掘新的真相的最大天敌。”纠正和剔除谬误，还原真相，是通往正义的必经之路。
不做隔靴搔痒的事
除去手铐、脚镣，接过家人送来的新衣，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张高平跳着奔向律师朱明勇，高喊：“我们清白了，我们清白了！”一旁的侄儿张辉，满眼含泪，一言不发……
这是三年前，张氏叔侄案一个里程碑式的结局。在当年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一位作家曾经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多好的题材啊，可惜不能写！然而三年之后，电影《无罪》却颠覆了很多人“不能写”的深深顾虑。
这样的顾虑，《无罪》创作团队也有。张氏叔侄案昭雪之后，在媒体对此案作了连篇累牍的“大起底”之后，这种顾虑依然没有消除。
张飚，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原检察员，2011年退休。为张高平、张辉叔侄翻案，张飚坚持了5年。因为这份坚持，张飚被媒体称为“冤案平反的幕 后英雄”，被律师们称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荣获2013年“最美检察官”的称号，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
影片编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王安润告诉记者，2014年底，他在自己创作的以张飚事迹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和广播剧的基础上，扩展、润色出3万多字的电影剧本《检察官》。
王安润带着剧本初稿找到天山电影制片厂导演董玲。董玲是一位资深导演，她的主旋律影片《杨善洲》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看完剧本之后，鉴于题材的敏感，董玲在犹豫之后决定加入创作团队。
2015年春，主创团队走访了检察官张飚、申诉代理律师朱明勇、张氏叔侄等人物原型。重新梳理素材之后，电影的脉络从检察官一条拓展为检察官、律师、记者三条，涵盖了更多的内涵，影片也最后定名为《无罪》。主创团队并不满足于重现翻案过程，“我们想往深层次挖一挖”。
2016年10月12日，张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自己的观影感受：刑讯逼供、无视申诉、监管之失，这些当年在现实中不好的方面，电影确实触及到了，虽然很多地方只是点到为止，但也足以让人深刻反思。
影片中，张云平（原型张高平）寄出满满一麻袋的申诉信，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张云发（剧中张云平的哥哥，原型为张高发）到有关部门申诉多年，却没有留下 任何记录。“有关部门的一些人可能根本没看，申诉材料就扔进了废纸篓或者进了碎纸机了。”至今对记者说起这些往事，张飚的口吻中似也带着悲怆。现实中，他 当时发出的请求协助调查函，也经常石沉大海。
张飚坦承，这些情节是电影中争议很大的地方。“命案必破，限期破案，不然你就下来换别人来；监狱管理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但是也有人观影之后认为这么展现不妥。那些揭示我们工作上的轻忽、不足和漏洞的地方，看着确实让人感到气愤、无奈。”
慈悲与自由
那些争议其实无关宏旨。在张飚看来，《无罪》最大的亮点是闪烁其中的人性的光辉。“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这部电影最想说的是，我们如何把扭曲的人 性再扭转过来。纠正冤假错案，本来就是检察官应该做的，我觉得没什么好夸张的。《无罪》所要告诉观众的，是我们始终要找到我们的善良、真实、美好。法律是 做什么的？惩恶扬善，驱除人间之恶，教人善良。法律告诉我们不能去杀人放火，抢劫偷盗。我们每一个司法人员、执法者都要从善，要有一颗慈悲之心。”
与张飚的这番话相印证的是，影片中有一个出场不多的角色李海兰。李海兰的身份是有“女神探”之称的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李海兰的戏不多，一场 是对张云平、张军的审讯，要在三个月内限期破案；一场是捧着荣誉证书，接受媒体的采访。这仅仅是电影中的一个角色，但“找了好几个演员，让谁演，谁都不 演”。影片导演董玲只好亲自上阵。
剧作家、影评人横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读了一段布莱恩·斯蒂文斯《正义的慈悲》中的一段话：“贫穷的 反面不是富裕，而是公正。……当我们纵容其他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我们自身也无法逃脱最终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命运。同情心的缺失可以摧毁一个社会、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恐惧和愤怒会使我们仇恨、嗜暴、偏激，最终我们都将尝到不宽恕的恶果。……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正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些慈悲。”
《正义的慈悲》，恰恰是一部记述冤案如何昭雪的故事。类似的著作还有《冤案如何发生》《你好，真相》等等，这类作品如今被大量引进，也恰恰说明对于冤案的反思已经成为我们思想的聚焦处。
无独有偶，与电影《无罪》同名的还有一部克里·马克斯·库克所著的传记作品。库克因受到残忍强奸谋杀一名21岁女性的指控，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被判 死刑，并在最臭名昭著的德克萨斯监狱服刑22年。在服刑期间，库克为赢得自由顽强抗争。这一案件是美国历史上因证据不足而误判死刑影响最大的案件之一。在 这部自传中，库克叙述了身陷囹圄的可怕岁月。他经历过毒打、性侵犯；他遭遇了抑郁与失望，也讲述了为获得自由、讨回公道坚持斗争的漫长过程。库克还讲述了 为正义不辞辛劳、不屈不挠工作的律师们的事迹，使他的案件得到4次重审的机会。1999年DNA的检测结果证明他无罪，使他终获自由。
库克虽然讲述了司法系统的官员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将其草率定罪，但他更想向人们展示的是人类精神力量的可贵，展示人类追索正义的精神终将会赢得胜利。
“我们观看《暗无天日》《被证无罪》《制造杀人犯》这些关于冤案的电影，其批判现实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冤案，是为了给那些蒙冤者呼吁一个可以申诉的通畅的空间。”横舟断言。
张飚认为：《无罪》是以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建设为大背景的。影片没有直接提及这些背景，也没有套话和官话，但是却在情节的展开和细节的勾勒中有了充分的体现。
著名媒体评论人李星文观影之后评价：影片用相当节制的笔墨触及司法之伤，用相当浓重的笔墨高扬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
电影之内之外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影片中这句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随着情节的推进，让首映式上观影的张飚又一次泪洒胸襟。“电影中张云平被判刑以后， 他的妻子把孩子流掉了之后到监狱去看他，向他提出离婚，他痛苦绝望的样子；张云发申诉了快十年，最终法院受理的那一刻；律师的艰难和矢志不移……这些情 节，让我们很多人都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而那句耳熟能详的话，三年前，张飚对记者多次说到过。那年他参加CCTV年度法治人物颁奖典礼，此前，张高平、张辉叔侄案件的平反昭雪已经让张飚名声大震，远道而来找到张飚的诉求者不计其数。
记者当时记下的文字是：对于获奖之后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他说他同样不会后悔。“我愿意站在颁奖台上领这个奖。”他说，“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可以警 示更多的办案人，不要轻视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要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那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利益。我们永远要记住，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轻视 这一点，损害的不仅是一两个普通公民，也包括我们自己。”
“《无罪》是一个起点，影片过审本身就说明我们已经在国家层面上给予了艺术家 反思现实的空间。如何在冤案的昭雪中体现我们的法治成就，会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课题。”身为剧作家和影评人的横舟认为，冤案的产生甚或制造，一定有深广的背 景与动机，如果将这些背景与动机一一呈现，可以大幅度地减少冤案的发生。
他说：“艺术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法则和责任，少一些对号入座的浮躁，多一些理性的思考，是一些人应该学会的态度。”
横舟最后提供了两个样本：丹麦电影《狩猎》和美国电视剧《昭雪》。《狩猎》这部影片中，因为一个小女孩的恶意的谎言，主人公卢卡斯被小镇上的人们怀疑 “猥亵幼女”，随即流言满天飞，他的个人形象破产，即便最后小女孩承认自己撒谎了，可镇上的人们却认为小女孩是“被迫”这样说的。
《昭 雪》中，丹尼尔因强奸谋杀罪被判19年之后，由于新的DNA证据得以释放，重新回到他曾经生活的小镇。然而，小镇上的人却不认为他被放出来就是“清白” 的，因为，人们信服法院的判决，再也无法抹去强烈的主观偏见。走出无故服刑19年的牢狱，迎来的是充满中伤与胁迫的世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牢狱？
一位蒙冤24年的人曾经写道：“谁能想到，那些打击犯罪的人中，有的人却在犯罪。而对于所有犯罪而言，都存在着一个法律上的、精神上的或道德上的因果寓 于其中……对于那些无法偿还我24年冤狱的人们，对于那些我失去的与女儿、家人以及社区相处的时光来说，这些犯罪以及那些逃脱惩罚的罪犯们将迫使这个社会 陷于愚昧与动荡之中。”
从这个角度说，每一次宣告无罪，都是一个伟大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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