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严东生的一生，镌刻着中国科技发展的烙印。
1956年，中央提出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号召“向科学进军”。当时，参与讨论和制定《规划》的科研人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而年仅38岁的严东生也在受邀之列。
1984年，严东生又代表中科院党组向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汇报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经书记处批准于全院试行。据报道，此举间接催生了中关村的崛起。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严东生还有一个称号——“科学外交家”。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所长杨建华介绍，严东生的英语娴熟流利。在担任中科院副院长后，严东生与国际科学家进行无障碍对话，推动中国科学界对外交流。
198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来北京找严东生，询问能否为当时世界上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提供新型锗酸铋（BGO）闪烁晶体，要求尺寸大、数量多。严东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丁肇中的请求。在硅酸盐所，严东生和同事们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大胆创新突破，发明了BGO晶体生长新工艺，并在国际评比中击败了各国晶体，获得了核子中心的订单。
据报道，严东生80岁后，仍坚持阅读每一期的英文版Nature和Science，并把相关文章推荐给学生作参考。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前不久升空的天宫二号，也与严东生密不可分。天宫二号的耐火涂层和耐烧蚀复合材料，是严东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科研成果。
建言献策为“良相”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文革”期间，严东生也曾受到冲击，一度离开科研领导岗位，但他一直没有远离科研工作。
1977年7月，严东生收到一封会议邀请函，邀请他参加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
那次会议的受邀者共有33人，包括苏步青、吴文俊、叶笃正等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精英，而主持会议的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2014年，严东生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忆，“8月4日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小平同志一坐下就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大家说：‘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会议一共开了9个半天，邓小平一天不落地参加了整个会议。各位专家依次发言，邓小平不时插话、提问，使会场上的讨论越来越深入。”
在谈到高校课程设置时，严东生对邓小平说：“理科大学的学生究竟应该如何培养？现在是学的面太窄了。我们希望大学的专业不要分得太细。专业窄，知识易碎，到研究单位工作困难，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有问题。”
在作中心发言时，严东生着重谈了科技规划制订和科研组织管理问题：“科技不仅本身可以现代化，而且要走在前面，为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作贡献。要搞好大协作，搞好协调分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我们物质条件比人家差，发挥制度优越性，是我们赶超的本钱。”
据报道，在发言过程中，邓小平不时提问，严东生一一作了回答。在这次座谈会上，经过与科学家、教育家的讨论，邓小平做出了恢复高考、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两项重要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