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如果对第二个孩子，直接追加分配一人份的田地和宅基地，你会再生育吗？”
调查结果显示，受到各种政策激励后，响应政策选择再生育人群的总比重为44.1%。该比重值具有政策激励效果的上限意义，即在特定的政策措施之下，育龄妇女响应政策而选择再生育的比重不会超过50%。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个方面政策激励效果的横向比较中，“入托或入幼儿园免费”的政策激励效果最为明显，且明显高于其他政策试验的激励效果。这或许能反映“入学难”的普遍现实。
调研报告分析，虽然人口还将持续十几年的惯性正增长，但是由于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已经难以维持社会更替的需要。针对目前调研地点生育水平长期低迷现象，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意识到长期的累积效应必将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政策的积极干预已经势在必行。
课题组建议，要解决“生得起”的问题，需要建立二孩抚育公共成本分担机制，2016年应基本健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防止生育高峰时期对公共服务产生的压力风险；到2018年，优惠性政策对生育行为起到了良好的导向激励作。
“如果公共服务不先行、不到位，即使生育政策放开，很多家庭也不敢轻易生育二胎，‘生下来就是给社会添堵、然后在社会受苦’，成为家庭放弃二孩生育行为的重要原因。”调研报告这样分析。
课题组建议，未来的政策方向，应对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最少提高5%-10%左右的财政支持，确保能够稳定承接开放性人口政策放开的公共负担。
（本文主要基于中南财经大学课题组《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报告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