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虽无明文规定，但“毒豆芽案”的司法纠偏工作已经开始。2015年7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分别对两起无根豆芽案作出了准许撤诉裁定；2015年9月，广东吴川市、山东阳谷县两地检察机关分别以“公诉机关以该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发生变化”、“有关在生产豆芽过程中添加4-氯苯氧乙酸钠等添加剂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等为由，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均被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今年7月25日，南京被集体起诉的35家芽农也被撤诉，理由为“法律、司法解释发生变化”。
什么样的法律政策、何时发生了什么变化？目前仍无相关信息披露。但媒体注意到，早在201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就与国家食药监总局等部门专门研究相关问题。2014年11月25日，最高法还在其网站上公开回复网民称，将“通过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尽快有效解决存在问题”。
多位此前曾因“毒豆芽”获刑的芽农表示，期待最高法有更具体更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者文件公布。据澎湃
禁止使用≠有毒有害
法学专家：撤诉符合司法实践精神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福建‘毒豆芽’案撤诉”符合最高法的司法实践精神，对同类案件的处理有借鉴指导意义。
阮齐林指出，食品卫生涉及群众生命和健康安全，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有毒有害食品安全案件的打击力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案件的处理同时出现了标准不一、处理存在偏差等问题。2015年4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农业部、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公告（2015年第11号）》，虽然明确了在豆芽生产经营中禁止使用6-苄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钠、赤霉素等物质的禁令，但同时也指出“目前豆芽生产过程中使用上述物质的安全性尚无结论”。也就是说，6-苄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钠等物质虽然属禁止添加类物质，但并非有毒有害物质，若按此前的标准处理，打击面有些宽。
阮齐林介绍，2015年5月，在一次刑事审判业务培训课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曾对“毒豆芽”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作过专门分析。他认为，6-苄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钠、赤霉素等物质是不是有毒、有害物质，相关技术部门尚未对此作出明确回答。各地法院不宜援引“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的规定，直接将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因此，此类案件不适用刑法第144条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理。如果在豆芽生产中严重超标使用上述物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可以适用刑法第143条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处理。
“我个人认为苗有水的讲法有道理”。阮齐林指出，受最高法相关讯息影响，此后，各地对相关案件采取了新的标准、新的尺度，可以说是对过去执法偏差的一种纠正。他说，各级法院对司法解释往往有一个适应和掌握的过程，以前对“无根水培育豆芽”的处理按“有毒有害”处理，标准有些扩大化，打击面有些大。因为禁止使用有可能达不到有毒有害的尺度，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将禁止使用按有毒有害处理是不合适的。“我个人认为，对‘无根水豆芽’按违禁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处理更准确、更稳妥。华商报记者 陈有谋
撤诉≠合法
律师：对使用“无根水”应进行行政制裁
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广玄认为，检察机关对“无根水豆芽案”作出撤诉，只能说明当事人的行为无需承担刑责，并不意味当事人的行为合法或可逃避行政制裁。
梁广玄称，出于群众健康考虑，执法机关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时刻不能放松警惕，对于危害性暂不明确的食品添加剂，执法机关应抱着“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宗旨，严加打击。既然国家食药监总局、农业部、国家卫计委禁止使用6-苄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钠、赤霉素等物质用于豆芽，食药监部门就应该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对无根水生产豆芽的行为严厉处罚，因为上述执法有明确的行政依据。华商报记者 陈有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