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一方面是为蒋介石“追剿”失败辩解，另一方面的潜台词则是认为红军长征之所以能成功，是由于蒋介石故意“放水”。这就贬低了红军的英勇善战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这一观点根本不能成立。试想，如果蒋介石有意“放水”红军去西南，他为何在西去路上部署多道封锁线，红军又为何会在湘江一战中损失过半？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为何会北渡长江受阻，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地在敌人包围圈中来回穿梭？如果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他又为何不断严令部下加紧追剿，并在日记中屡屡对未能“一网打尽”红军表示懊恼？显而易见，蒋介石“放水”长征说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臆测。
否认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中的领导地位。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近年来有人质疑这个提法，认为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军事上是周恩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因此“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
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史实。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虽在党内负总责，但他很民主，特别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而且他不懂军事，也就基本不插手军事。周恩来虽然是军事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也很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如在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中，他最后还是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经过这件事，中央决定成立“新三人团”负责军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其实毛泽东是核心。包括林彪后来对毛泽东的指挥有意见，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换军事领导，闹出一场会理会议风波，这也说明毛泽东当时已是红军的实际领导者。稍后陈云离开红军去莫斯科，他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时也说：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同样是指实际领导。另据张国焘回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对他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以上材料都表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长期以来，“飞夺泸定桥”已成为红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典型例证，但近年来却有人试图否定这一史实。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作者写道：“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在《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中，说红军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几个老百姓被国民党击中掉进了河里。
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意在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事迹。实际上，“飞夺泸定桥”并不单指夺桥一战，它还包括了一昼夜240里的强行军。从这个意义上说，“飞夺”一词是完全成立的。至于泸定桥是否发生过战斗，以上两种说法也互相矛盾。前者说“根本没有战斗”，后者则说“打了一天一夜”；前者说“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后者则说国民党把百姓击中掉进了河里。二者的来源都是口述材料，而更具史料价值的应该还是来自敌人的原始档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中有一份西康军阀刘文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称：“泸定桥李团与沿河之匪奋战。”时间是1935年5月29日，恰是红军“飞夺泸定桥”之日。此处“奋战”一词，无疑说明那些否定泸定桥发生过战斗的说法是错误的。另外，英国人采访的那个老人说“红军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也是不对的，因为正式发起攻击的时间是下午16时，17时便夺桥成功。由此看来，所有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
综上所述，如今有些人打着“还原真相”的旗号，恶意剪裁历史或编造谎言，采用“戏说”“爆料”“揭秘”之类的手段，肆意歪曲长征历史，抹黑红军的英勇事迹，丑化和矮化领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必须予以有力批驳，我们要还历史以真相，洗刷泼向长征伟大壮举上的污水，让长征精神永放光彩，永远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