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波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江泽明告诉记者，出台这个规定有特定原因。“高额彩礼不但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极容易引发男女双方家族之间的冲突。”因此，管委会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彩礼金额上限，并抄送县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备案。
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看来，纵然有高价彩礼致贫现象，但党政机关出台规定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为这背后有全国性的婚恋市场形成的深层次社会根源。
“传统中国的通婚圈大概在方圆20公里内，每个地方都有家庭条件很差的男性娶不到媳妇。”贺雪峰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但是今天全国性的婚恋市场形成了，贫困地区的女性不愿留在当地，让沿海地区条件很差的男性也有可能成家，老少边穷地区的光棍却大幅增加。
贺雪峰表示，虽然因婚致贫值得关注，但制定硬性的彩礼标准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农村工作有其特殊性，基层干部推行政策一般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对于高额彩礼这种准社会性的现象，采用运动式的治理方式并不现实。“政府出台限制彩礼的规定也没有法律依据。”
贺雪峰也强调，不论是彩礼主要交到女儿手中的代际财富转移，还是主要交到女方父母手中的家庭财富转移，都是对男方家庭的极大剥削，给他们造成了很大负担。政府最好还是通过倡议方式，倡导移风易俗，改变人们的婚嫁观念。
“只要农村性别不平衡继续存在，高额彩礼问题就会延续。”贺雪峰指出，当下中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大，农村女孩大量流失，导致农村适龄结婚青年性别比失去平衡。农村适婚女孩缺少，彩礼必然随之推高，这种局面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军、杨彦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