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贵曾炫耀实力：让张越2小时赶来他不敢迟到
原标题：郭文贵“清障”干将的双面人生张越或涉滥用职权罪细节曝光
由神秘商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郭文贵牵头的“盘古会”，一度聚集了诸多高官巨贾，借由这些大佬的帮助，郭文贵多次得以扫清政商宿敌，拓张财富版图。不过，后来也正是因为郭文贵的牵扯，“帮助”过他的大佬或入狱或接受调查。而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成为了新近落马的那个。
2016年4月16日18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媒体报道，张越被调查，或与其利用权力帮助郭文贵清扫宿敌、北京中垠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垠投资”)原实际控制人曲龙有密切关联。
多位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曲龙作为郭文贵曾经的“第一马仔”，因实名举报郭文贵侵吞国有资产，而被张越“干预”，通过河北政法系统有关单位以“职务侵占”罪对曲定刑。
判决书显示，曲龙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外，天津华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泰控股”)73.2%股权以及北京和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和达创新”)全部股权以及四套房产价值1164万元被判予郭文贵旗下的政泉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政泉置业”)。
然而，和曲龙类似，张越也曾是郭文贵的马仔之一。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除曲龙案件外，在收购民族证券以及其他商业纠纷中，张越曾多次帮助郭文贵摆平“障碍”。目前坊间对于张越是所谓“盘古会”成员的说法比较多，而张越在曲龙案中的表现似乎就是一个缩影。作为所谓“盘古会”的一员，张越在郭文贵的面前甚至就像一个随从。
助郭文贵抓捕曲龙
2011年3月31日，在北京东四环某酒店内，张越的手下、郭文贵的保镖以及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下属等一行十几人，将曲龙所乘车辆围堵，并暴力砸车，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名将其异地抓捕到河北承德公安局。
曲龙被抓捕，距离郭文贵收购北京首都机场股份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仅一天之隔。当年4月1日，郭文贵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
多位了解曲龙案的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郭文贵为防止曲龙这一知晓内情的人对其收购民族证券构成威胁或导致功亏一篑，才指使张越、马建等派人抓捕曲龙。
有接近曲龙的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曲龙与2005年就与郭文贵相识，最初为合作伙伴，曲龙曾帮助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在湖南融资达一亿元。但后因郭文贵失信而至曲龙因该笔债务被捕，这是双方交恶的起点。
融资事件得以解决后，2008年，曲龙曾受郭文贵口头所托，在郭文贵的主要资产政泉置业担任执行董事，帮其打理公司。但由于在2008年郭文贵收购天津华泰73.2%股权以及和达创新股份归属问题上两人利益产生严重分歧，关系正式破裂。
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2011年3月中旬，正值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即将成功之时，曲龙以实名向国家安全部纪委以及中纪委相关部门举报郭文贵侵占国有资产。材料中有这样的描述：郭文贵第一时间得知此事，并对曲龙进行恐吓称：“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
而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前述张越手下带头参与的暴力抓捕曲龙的事件。
据接近曲龙的人士以及一直实名举报郭文贵的商人谢建升所述，曲龙被承德公安局已刑拘在承德某看守所期间，曾被多次被带离看守所，进行非正常审讯。对于这一状况，曲龙同监室的人曾对此出具了证言。
“他们告知我民族证券涉及河北重大利益，上头交办，省政法委书记亲自盯办，要求我对民族证券的事闭嘴，并将华泰公司无偿转给郭文贵，否则就致我于死地。”《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接近曲龙人士处获得的其本人口述材料中找到这样的表述：张越高度“重视”抓捕曲龙，并对抓捕过程做出直接指示。
接近曲龙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张越授意承德市公安局，在没有案件管辖权的前提下，就以“非法持有枪支”将曲龙逮捕，但最后并未提供相关任何犯罪证据。图为逮捕曲龙的逮捕证
全程干预曲龙案
接近曲龙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张越授意承德市公安局，在没有案件管辖权的前提下，就以“非法持有枪支”将曲龙逮捕，但最后并未提供相关任何犯罪证据。
其他知情人士也向记者表示，张越、马建等人随后协调郭文贵及其律师，以北京政泉置业股东是承德人为由，用相关经济罪名向有权审批部门申请案件管辖权，随后管辖权被授予承德公安局。承德公安局再以“职务侵占”的罪名对曲龙进行调查，最终在张越等人指示下，以“张书记指示”、“国家安全部要案”等为理由，干涉承德、围场检法部门。最后，承德围场县人民法院采信了承德公安局相关民警提供的侦查证据，对曲龙先进行定罪，后开庭审判。
熟悉曲龙案件人士称，在曲龙被捕后，承德公安局相关人员曾与围场县法院一起，以追脏为由，多次将曲龙家人以及中垠投资相关人员带至承德关押恐吓，要求放弃购买中垠投资股权的股东优先受让权。最终，郭文贵还以900万元的底价将曲龙及他人名下的两亿多资产占为已有。此外，郭文贵在收购中垠投资及其12家下属企业后，曾借助承德警方力量，将这部分公司员工解散。
谢建升向记者提供的其调查情况以及接近曲龙的人士陈述均显示，实际上，在曲龙案一审期间，承德市公安局相关人员曾到围场县“做工作”，直接干预案件审理。记者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一个细节，在案件一审的第一天，因程序违法，曲龙代理律师曾当场提出质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天的审判曾休庭半日。
谢建升还透露，张越对曲龙案件的干预不止在河北本地。2014年8月，曲龙曾被河南焦作公安带走至焦作协助调查谢建升和郭文贵之间的相关案件。但张越为保护郭文贵以及自身利益，曾派遣手下多次前往焦作阻挠办案，叫嚣“涉及郭文贵的案件都不能碰”、“曲龙涉及国家安全，必须带回河北”等。随后当年9月，张越两度派人前往焦作“抢人”，最终在没有正规手续的情况下深夜将曲龙带回河北邯郸监狱。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获得的曲龙案件一审判决书显示，2012年4月18日，围场县法院最终以被告人曲龙犯职务侵占为由，判处曲龙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外，将天津华泰73.2%股权以及和达创新股份全部股权、以及四套房产价值1164万元判予了郭文贵旗下的北京政泉置业。
一审判决后，曲龙家人及其代理律师随即提出上诉。但承德中院宣布“维持原判”。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日期标注为“2012年5月24日”的曲龙案件终审裁定书显示，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曲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其在北京政泉置业任执行董事的便利条件，将本人以及郭汉桥代持政泉置业持有的股权，通过伪造签名、制造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公司名称和地址等手段据为己有，拒不归还，并将政泉置业的四套房产利用职权，据为己有，这一行为侵害了公司的财产所有权，符合刑法关于职务侵占罪的规定。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曲龙侵占的财产合计人民币约8.55亿元，数额巨大。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曲龙的指控事情则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而对于曲龙及其律师提出的侦查机关违法行使侦查权、部分证据去的程序不合法、政泉置业不能作为受害主体等辩护意见则以意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完全不予采信，维持原判。
有曲龙案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二审期间，张越曾直接打电话给时任承德中院相关领导，要求对曲龙处以“最高量刑”。
后来，曲龙一方不服再次上诉至河北省高院，但案件一直未被受理。曲龙被判刑后，曾有段时间被临时押送到承德市上板城监狱，后又辗转至承德市第五监狱。
知情人士透露，从被抓捕到判刑，曲龙曾多次被转狱，甚至曾被秘密收监。“一开始投牢在承德，后被押到保定，从焦作抢走后带往邯郸，最后关在张家口监狱，曲龙父母都不能探监。”谢建升向记者提供的材料则称，张越对参与曲龙案件的相关人员给予了相关升职加薪等承诺。在案件结束后，这些承诺或多或少得到兑现，有人甚至因此立功受奖。
郭文贵的“随从”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曲龙案之前，在前往河北任政法委书记之前张越就与郭文贵相识，并为之所用。
早年，张越经人介绍与郭文贵相识，后又经郭文贵结交权贵，也顺势加入了郭所建立的“盘古会”。除了帮助郭文贵在曲龙案件中侵吞财产，掩盖事实而协助郭文贵导演丑剧外，在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的过程中也是得力马仔之一。
本报获得的相关举报材料显示，2009年至2011年，政泉置业得以低价收购首都机场、石家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民族证券的股权，这其中就有张越的“功劳”。正是在张越的干预下，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6.81%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底价转入郭文贵手中。
有媒体公开报道，张越河北在任期间，曾直接下令拨款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二环建造豪华游泳馆。不仅如此，张越因结交权贵而自视甚高，脾气暴躁，工作中也常爆粗口。
但河北“政法王”在郭文贵的“盘古会”以及郭文贵面前却是另一幅模样。
据熟悉两人关系的人士透露，外界对于张越是所谓“盘古会”成员的说法甚多，张越在曲龙案中的表现就是一个缩影。该人士称，实际上，作为所谓“盘古会”的一员，张越在郭文贵的面前就像一个随从。
该人士称，在李友与郭文贵交恶之前，有一次李友在郭文贵办公室，后者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对李友说，我让张越2个小时赶来，他绝不敢迟到。而2个小时之内，张越果然从河北赶到郭的办公室。
“一进门郭坐在办公桌前身子都没有抬一下，对李友介绍说这就是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然后对张越说，你就在那个椅子上坐吧。那把椅子就在门边，而客人坐的沙发还空着，张越就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下了。据说李友当时彻底被震撼了。”该人士称。
一位熟悉本案的律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分析称，若张越干预曲龙案件的事实成立，其本人则涉险“滥用职权”以及“受贿”等罪名。该律师认为，最终罪名则要看相关部门最后的调查事实和司法认定。
在张越被调查之前，郭文贵早已滞留境外，至今去向不明。
相关阅读：河北原政法委书记参与“盘古会” 早有落马传言
张越落马，来得突然，又那么自然。
2013年9月，著名的河北省委民主生活会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接受了央视参访，一口京腔，情绪饱满。张曾在北京公安系统任职多年，他的同事看了电视后说了三个字：“假、大、空”。不过，这一年，他没事。
2014年，河北反腐风声日烈，民间认为毫无疑问的首虎应该就是张越。有报道还显示：当年张越多次被带走问话，中间还缺席了几次重要的会议，但一般隔段时间就回来了。在机关大院，一些同僚和张越见面时很尴尬，好多人开始远离张越。尽管如此，这一年，他还是没事。不少人将他暂时安全归因于周本顺还在台上。
2015年，全国“两会”前，与张越关系密切的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方正集团CEO李某、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相继东窗事发，与李某长期互撕的盘古大观实际控制人郭某突然消失，媒体大篇幅扒出郭某发迹旧事，点名道姓提到张越对郭的帮助。当时，张越没有落马，报道也一直没有被删。
长安街知事在一些会议场合见过张越，此君说话看似很有感染力，实则空洞无物、照本宣科，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一些河北的公务员小伙伴也证实了这一点。自有被查传言之后，张越开会更是无精打采、心不在焉，时有念错稿的情况。正所谓“沙发坐得多了、板凳坐得少了，一言堂搞得多了、群言堂搞得少了，高脚杯端得多了、大碗茶端得少了。”而由于他口碑很差，在河北拿下多只大老虎后，当地坊间仍有议论：张越不倒，反腐未已。
那么，问题来了。那么多副国级、正部级老虎都打了，一位口碑如此之差、民怨如此之深的副部级老虎，拿下他为何这么难呢？
这里，不由得要插播一套电视剧《琅琊榜》的情节，恶贯满盈的太子和誉王，一开始完全不惧怕正能量爆棚的靖王。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恶势力团团伙伙、盘根错节，他们认为靖王根本不懂朝堂里的“江湖”。
当今政坛，也就有一些这样的官员，为官在任不思为百姓谋福，却把大量时间用在了经营关系网上，在他们的逻辑中，关系才是保住乌纱、不断升迁的路径依赖。昨晚中纪委发布张越落马消息后，许多媒体陆续梳理了他的旧事，其中各条线索都指向一个常规动作：拉关系。
张越攀附上周永康后，进入仕途“快车道”。短短几年就升至副部，与周的“安排”不无瓜葛。
张越酷爱游泳，专门拨款在石家庄建造一座豪华游泳馆，还设置了一定级别的官员准入门槛。
最令人吃惊的是，张越还与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神秘富豪车某、郭某结成了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坊间将他们的组合称之为“盘古会”。媒体报道称，车某将郭引荐给张越，在郭商业扩张过程中，张越出力不少。两人的瓜葛，在去年此刻已经传遍网络。
尽管“盘古会”已不复存在，但其中的曲折情节，仍让各位看官深刻感受到反腐之难：每打下一只老虎，都要先行瓦解盘根错节的团伙，还要时时提防反动力量之明枪暗箭。令计划落马后一年多仍未审判、张越落马传言3年仍安坐官位，郭正钢放狂言“军队过半干部都是我家提拔的”，可见大老虎们多年经营的腐败关系网坚硬顽固。而此次拿下张越，正是释放出反腐不惧深水区的信号：不管有何背景、有何筹码，在中央坚定的反腐决心面前，没有任何条件可讲。
事实上，同令计划的“西山会”一样，“盘古会”完全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脆弱同盟。他们以为拉帮结派可以可保一世太平，实际上经常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发生内斗，并给纪检部门和司法机关留下顺藤摸瓜、一网打尽的线索。习总说过：“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形势下，无论什么会，最终都是监狱里再相会！
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落马 曾长期任职北京公安局
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张越已经是继河北省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梁滨，省委书记周本顺之后落马的第四位省委常委。
张越是一名政法系统的60后官员，1961年6月生，山东广饶人。根据官方披露的简历显示，张越1979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其经历了从一名普通民警到政法老兵的从政轨迹。从1979年到2003年，张越20余年时间一直服役于北京市公安局，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民警、公安局一处处长、公安局副局长等，其2003年转任公安部任职，任公安部二十六局(反邪教局)局长。4年后，2007年，张越前往河北任职，职业生涯未离开政法系统。9年间任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中共河北省政法委员会主管的河北长安网信息显示，4月11日，作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张越还曾在唐山市就世界园艺博览会等系列重大活动安保工作进行调研。张越强调，唐山世园会马上就要开幕，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狠抓各项安保措施的落实，强化统筹衔接形成合力，确保世园会顺利召开。4月14日该网站一则《省法学会召开五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新闻显示，张越的头衔还有省法学会会长，但是当天的会议张越并未参加。此外，上月3月14日至15日，张越还曾到张家口市对冬奥安保筹备工作进行调研指导。
相关阅读：民族证券前董事长赵大建失联 被称郭文贵军师
民族证券前董事长、现名誉董事长赵大建（资料图）
9月27日是中国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民族证券前董事长、现名誉董事长赵大建未能和家人团圆在一起赏月，民族证券的控股股东方正证券以公告形式正式宣布其失联。此前，坊间已有赵大建被带走调查的传闻。
据无界新闻调查了解，政泉控股前员工将赵大建称为郭文贵资本运作方面的“指导员”，方正集团的人将其称为郭文贵的“军师”，核心都指向了“赵大建深度参与了郭文贵在和方正李友翻脸之后的一系列资本、金融运作”。
从赵大建的履历来看，在此之前其职场生涯异常平坦，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几乎都是顺风顺水，即便是曾被北京市审计局出具审计报告认定对华夏证券亏损负主要责任，仍可遇难呈祥，甚至平步青云，实在令人称奇。
“九宗罪”后升迁之谜
被宣布失联后，赵大建的陈年往事被媒体竞相挖出。有媒体直呼赵大建为“派系斗争高手”、“犯错精英”。公开资料显示，赵大建于1953年出生，经济学硕士，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团委、党委，并履职多家证券公司。1994年1月-1999年7月任国泰君安执行董事、副总经理；1999-2004年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华夏证券总经理；2006年1月-2015年8月，任民族证券董事长，期间还兼任多年的党委书记、总经理和执行委员会主任。8月19日，民族证券董事会换届，62岁的赵大建辞任董事长，被聘为名誉董事长并担任方正证券董事。
赵大建的最大的争议来自其任职华夏证券之后。2004年，华夏证券巨亏，问题众多，正是在赵大建主政期间。赵大建也在2004年6月被免去总经理的职务，同时对赵大建的专项审计也在当年的9月同步展开，审计组由北京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结果表明，时任华夏证券总裁的赵大建要负主要责任。
新华网曾详细的披露过北京市审计局审计出赵大建在担任华夏证券总裁时的“九宗罪”。新华网报道称，据华夏内部员工表示，当时以赵大建为首的国泰系与华夏系进行了没完没了的争斗，赵大建在当时的重组四人小组中与包括周济谱在内的高管并不和睦，在基层员工中，也未能受到华夏系的待见。之后，华夏经历了巨大亏损。在2005年，北京市审计局出具的审计报告认定，对华夏证券在2001-2004年的惨烈亏损负主要责任。其中包括：1.重仓炒作股票太极集团、青海明胶、火箭股份，亏损巨大；2.自营证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亏损巨大；3.自营股票为其他公司贷款提供质押反担保，导致资产流失；4.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违规运作，超过证监会规定的指标，形成风险；5.挪用客户债券回购融资；6.自营证券与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股票进行倒仓；7.通过保险公司退保的形式，将退回的保费绕过财务核算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以逃避个人所得税；8.高成本大额违规融资，违规变相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担保融资；9.为规避监管，借助所属实体向银行融资。
原华夏证券人士称，赵大建在华夏证券工作期间不但显示出非凡的派系斗争手段，还大胆启用了多名曾因违规受到处罚的前国泰证券员工。以致后来调任华夏证券的前董事长周济谱被架空。他说，2001年，华夏证券的一些违规事件和经营状况被有关方面和政府有所察觉，或许是为了牵制赵大建，周济谱空降华夏证券担任董事长，而赵大建在风光两年之后反而降格为总裁。
周济谱上任后开始对华夏内部的分公司进行重组，着手对太极集团、西藏矿业两只股票调查，并于2003年5月1日下达“经营管理十大禁令”，不准账外经营，不准擅自对外担保，不准私设小金库，不准搞任人唯亲，直指华夏证券经营中的几大弊病根源，原华夏证券人士认为这些改革措施明显针对赵大建。
然而，周济谱的行为不但没有成功降服赵，反而孤立了自己。据披露，在一次干部考核中，周济谱的支持票数竟然排在赵大建及其他高管之后。执意改变现状的周，同力保既得利益群体的赵，矛盾逐渐激化，并最终让华夏证券种种见不得光的事情大白于世人。
“导致华夏证券垮掉的起因之一，就是周济谱与赵大建的矛盾公开化。”前述原华夏证券人士判断。
2004年6月周济谱和赵大建一同被免职，同年9月对周济谱和赵大建的专项审计开始进行。审计结果在赵大建被免职9个月后公布，被业内一致“看空”的赵大建却此时咸鱼翻身，将结果戏剧性改写。审计报告出来第二周，赵大建随即被证监会推荐出任民族证党委书记，后担任董事长。
而华夏证券却因为资不抵债破产还债，中信建投证券受让其证券业务。
赵大建资料图
郭赵交易
故事至此并未完结。去年11月，民族证券原大股东政泉控股的不断举报使北大方正集团公司三名董事，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CEO李友、总裁余丽于2015年1月5日应相关部门要求协助调查。同时这场“撕逼”大战也将政泉控股的实际控制人郭文贵推到了前台，而被金融圈内人士称为郭文贵资本运作的“军师”赵大建隐在幕后。
资料显示，民族证券前身是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民信)。中民信系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起组建，1991年11月经国务院和人民银行批准设立。2000年6月，中民信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脱钩交由原中央金融工委直接管理。2002年4月，民族证券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由中民信为主发起人，联合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机场集团、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北方财务有限公司出资发起设立，注册资本10.48亿元，第一大股东中民信持股42.82%。2006年之后，首都机场通过系列增资扩股及受让途径，对民族证券的持股比例由18.28%升至61.25%，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2011年，民族证券61.25%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价格为16亿元。最终名不见经传的政泉控股拿下民族证券，一跃成为第一大股东。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政泉控股控制人“郭文贵之所以能进入民族证券，是依靠赵大建的牵线。”
当年，身为民族证券的董事长赵大建和大股东首都机场时任董事长张志忠被媒体曝出不和。恰逢国务院正式公布《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要求执行“一参一控”即，“两个以上的证券公司受同一单位、个人控制或者相互之间存在控制关系的，不得经营相同的证券业务，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时，首都机场同时控股了金元证券和民族证券。张志忠于2008年计划将民族证券并至金元证券。但因为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的反对而未能成行。
原华夏证券人士透露，深感岌岌可危的赵大建与“有背景”郭文贵建立了联系，开启了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之路。在此期间，郭文贵分别依靠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马建等的力量，通过施压河北以及相关机构而成功收购。
2010年6月，郭文贵旗下的政泉置业以2.97亿元的价格受让石家庄商行在民族证券的6.81%股权，交易的市净率(每股股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例)为2.75倍。随后2011年1月郭文贵以此为跳板吞食首都机场在民族证券的61.25%股权。交易的市净率仅为1.29倍，与首次购买的价格相去甚远。也与当时其他非上市券商股权转让平均的2-3倍的市净率价格差距较大。在整个收购过程中，不断有《经济观察报》等媒体对郭文贵拿到首都机场所持有的民族证券股份的价格表示质疑。但这些均被上述马建利用职权摆平。
张志忠从未有放弃民族证券的控股权的想法，因而对郭文贵入主持否定态度。与2人的矛盾一触即发。经过复杂的利益博弈，最终张志忠于2010年初被免职。随即当年5月，张志忠被带走调查最终落马。
政泉控股收购民族证券成功后，赵大建再次坐稳了民族证券董事长的位置。政泉控股前员工也向无界新闻证实，郭文贵的确对赵大建很信任。
作为回报，坐稳董事长位置的赵大建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回报”。当年10月，政泉置业召开民族证券董事会、股东会通过一项决议，同意民族证券购买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盘古大观部分楼层，作为公司的新办公场地，总费用12亿元。会后，民族证券立即向盘古氏投资公司预付了购房款人民币10亿元。而当时民族证券净资产只有20亿，10亿预付款占了其一半。事后，盘古投资在约定期限内未“取得该房产的权属证明”。最终这笔巨额房产买卖没有成功，但购房款一直拖到2013年才归还。
2012年，民族证券又与盘古投资签订了一个《写字楼租赁合同》，为期10年，合同金额共计7.55亿元。
赵大建资料图
“指导员”赵大建
今年8月19日，民族证券董事会换届，62岁的赵大建辞任董事长，被聘为名誉董事长。此消息一度被认为是方正证券和民族证券和解、赵大建安全着陆的信号。
9月9日晚间，方正证券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民族证券日前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将就其有关20.5亿元自有资金款项的去向事项对民族证券立案调查。此后便有传言称，赵大建被带走协助调查。
来自方正集团的知情人士对无界新闻表示，今年年初方正证券魏新、李友、余丽、副总裁李国军被带走协助调查，方正证券的雷杰也失踪了，说是在医院养病，但不让别人去探病，政泉控股在国内的八九个人包括主要负责举报和媒体关系事宜的吕涛也被带走了，但这么关键的人物、郭文贵在资本市场的军师——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一直都没有事，这很奇怪。
该人士还称，吕涛非常年轻，以前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后来成为政泉控股的常务副总，但是也不懂什么金融、证券这方面的东西。政泉控股刚开始的举报非常幼稚，就是搅浑水的节奏，但是后来的举报变得越来越专业，政泉拿到的东西非常多，但怎么在举报中提炼，需要专业人士的判断和指导。据了解，郭文贵关于资本市场上的这些举报材料的关键指导，就是赵大建做的，他的参与度非常深。
根据方正证券8月5日晚公告，这20.5亿元全部投向了四川信托的7笔为期1年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涉及了光明石业股份、金辉商务、郑州熹曼、周口银行4家企业，年化投资收益率在8.3%-8.55%。而至今，民族证券20.5亿违规投资款项只追回3.08亿元。其中，2.08亿元冲抵可供出售金融资产，0.99亿元计入投资收益。
据《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到的方正证券知情人士称，“这近20亿民族证券的资产很大程度可能已被政泉控股通过不同的渠道套取挪用。”该人士还称，“按目前有关方面的取证，这近20亿元的信托计划资金流向最终几乎都流向了郭文贵及其关联公司中。”
此外，在政泉郭文贵和方正李友大战之前的2014年10月份，郭文贵旗下的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还通过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泰信托)融资10亿元，发行了“中泰信托汇聚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该计划分为三期，期限为两年，利息的支付方式为每半年支付一次(自然年)，通过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来销售此产品，目前该产品已经出现违约，最近一期的利息没有按时支付。
该信托计划的抵押担保物为北京盘古持有的另外24套盘古大观公寓以及直接持有的盘古大观18套公寓。但9月7日中泰信托发布《中泰汇聚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人周报》称，2015年2月1日，中泰信托又检测到本信托抵押物(房产)在北京市房产管理部门的网站上显示为“已签约”，中泰信托立即向融资方(北京盘古)核实并据理力争。中泰信托人士告诉无界新闻记者，中泰与盘古沟通，出现抵押担保物“已签约”情形，对方给的解释是“误签”。目前，双方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中泰信托通过司法途径冻结了郭文贵旗下部分资产。
而前述政泉控股前员工透露，郭文贵只是一个初中文化的地产商，不懂如何通过金融手段转移资产，所涉及资本运作的事情基本上郭文贵都会请教“指导员”赵大建。
上海杰赛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对无界新闻表示，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应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从公开信息来看，涉及信托的这几个案例中，如果信托公司存在尽调或者托管不尽职，权益受损的投资者可以根据《信托法》第22条之规定起诉信托公司，要求其返还财产或者依法赔偿。
相关阅读：郭文贵背后除了马建 可能还有更大靠山
郭文贵（资料图）
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个律师，代理案件的过程中见识过郭文贵的威力，据说他“驾驭权贵如刍狗”。不过，就算是郭文贵这般善于攀附权力、操纵权力的富豪，结局也未必很妙。马建被查，他本人也不得不跑路，而他一心觊觎的方正证券最终也未能顺利到手。
政商生态剧变，富豪阶层面临洗牌
文|蔡方华
哈尔滨警方前两天抓了两个砸车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个刑满释放的家伙叹气说，因为经常熬夜砸车，身体越来越差了。问他为什么刚出狱又犯事，他回答说，出狱时把释放证明撕了，没身份、没工作、也没钱吃饭，别人一撺掇，他就跟着干起了砸车盗窃的买卖。据警方披露，砸车盗窃的收入其实并不高，有时砸好多辆豪车的玻璃，只能找到百十块钱。看起来，这两个毛贼的法律意识固然淡薄，智商也很让人着急。
贫穷出盗贼或许有几分道理，但有了钱未必就能够一直任性。几年前，东莞富豪刘柏权出动直升机帮警察抓贼，一时引起轰动。他名下的东莞金朗酒店还曾组织“小姐阅兵”，图片上网之后，同样众说纷纭。但前几天，刘柏权戴着手铐出现在法庭上，公诉机关指控他向两名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行贿，以换取他们对涉黄活动的庇护。媒体因此给了他一个新的冠名，叫做“双面富豪”。
在出事的富豪里，刘柏权还真不算抢眼的。他犯的那些事儿，甚至都搁不上台面。东莞是曾经的“性都”，很多酒店都涉黄，如果没有执法人员乃至政府官员的包庇纵容，“小姐阅兵”之类的事情根本不可想象。去年东莞扫黄之后，一时风声鹤唳，一批公安干警被免职和调查，“太子辉”等后台老板也被刑事追究。但从目前来看，挖出来的保护伞并不多么惊人，人们预期中的震荡更没有出现。刘柏权被诉，大概也就是被落马的官员牵扯出来而已。
刘柏权是“双面富豪”吗？大概说得上。他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又做着涉黄的生意，他关心公共事务，又向执法者行贿。但是，这样的“双面”并不是刘柏权所独有的。在一个极其暧昧的政经生态里，商人如果没有两面乃至多面，混下去都不容易，更别说做大做强了。
刘柏权出庭的同时，雨润集团董事长祝义才据说也被监视居住了。要论名头和实力，祝义才可比刘柏权高了不知多少等级。祝义才到底涉及什么问题，还没有太多可信的说法。但雨润集团的总部设在南京建邺区，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那里如今正是风雨飘摇之地。南京市长季建业落马没多久，市委书记杨卫泽也被中纪委带走了。这还没完，建邺区多名官员近期又相继被调查，建邺区副区长王德宝还闹出了“在女儿婚礼上被带走”的戏剧性传闻。从此轮反腐的一般规律而言，在高层官员落马的前后，一般都会有富豪失联或协助调查。富豪要么是反腐的突破口，要么是拔出萝卜之后带出的泥。在政商不分的氛围里，官员和商人是你侬我侬的傍肩，但一旦政治生态有变、风向急转，他们又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从相爱到相杀，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所以，祝义才的“另一面”究竟是什么样子，也就不难想象。
刘柏权在法庭上说，他多次给常平公安局长叶进田送好处，但“他没有关照过我，还经常查我”。公诉人问为什么，他说“我不懂啊”。刘的这番表现，颇有点像那个砸车贼，透着一股子憨劲，让人忍不住想笑。但有的富豪的表现就让人笑不出来，比如前不久被执行死刑的刘汉。如果说刘柏权的行贿不过是小儿科，刘汉的行事则处处都是大手笔。他结交的是政法系统的最高长官，他聚敛钱财的方式堪称穷凶极恶，输送利益的方式更是豪气干云，当然，最终的结局也更惨。以刘汉这种绿林好汉的眼光，他断然不可能料想到，他所投靠的铁帽子王也有灰飞烟灭的一天，他那看似铁打的金权帝国居然不堪一击。他更不可能料想到，他的崛起之处正是他的覆灭之处，他的好运所在正是噩梦之源。
同样让人笑不出来的还有郭文贵。十八大以来，政商两界处处收紧，众人各自忙不迭收起尾巴，但郭文贵兀自翻云覆雨，搞得坊间议论纷纷。政泉控股与方正集团的恶斗，说得上是近年来罕见的奇观，交织着资本运作、权力帮衬、黑手横行的迷雾。而这一切，竟然就发生在北京这座肃穆的大城里。郭文贵之所以在风口浪尖上还如此嚣张，是因为他嚣张惯了。他要的东西，好像总是能到手。他想搬走的绊脚石，无论级别多高，总是能除掉。沾上他的官员，好像总没有好下场。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如鱼得水，原因在于他背后有着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这柄利器，甚至还可能有更大的靠山。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个律师，代理案件的过程中见识过郭文贵的威力，据说他“驾驭权贵如刍狗”。不过，就算是郭文贵这般善于攀附权力、操纵权力的富豪，结局也未必很妙。马建被查，他本人也不得不跑路，而他一心觊觎的方正证券最终也未能顺利到手。他最终能否顺利落地，还是个疑问。
这两年来，富豪出事的很多，跑路的很多，隐身的很多，坐牢的很多，失联的很多，协助调查的很多，悬而未决的很多，走向死路的也不乏其人。究其原因，还是反腐狂飙给政商生态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本错综纠结的政商朋友圈如同吸血的水蛭，牢牢地叮在国家机体上，但现在一拍两散，官员和商人巴不得早点彼此划清界限。权力缩回了自己的爪子，资本收回了自己的牙齿。虽然还没到河清海晏的地步，至少瓜分利益、侵吞财富的行为不再那么明目张胆了。对于人民而言，这当然是好事。
企业家冯仑在他的书中曾经不无睿智地谈到政商关系，说是最好不牵手、更不要坐怀。平心而论，在诱人的巨大利益面前，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但看一看这两年来很多富豪的状态，难道不会生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叹吗？时代真的在改变，攫取财富的方式如果不变，早晚会落个人财两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