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山东的“问题疫苗”为了降低成本，并未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运输、保存，脱离了2至8摄氏度的恒温冷链，部分还属于临期疫苗。
庞某正是购买了这些临期二类疫苗，再加价销售给其他疫苗贩子或接种单位，也就是说，疫苗从生产厂家到流通领域，从医药代表最终到接种单位，长达5年的时间内竟然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发现其中的问题，很明显，药品监管码制度并没有被真正执行，所以才会造成到目前都无法追踪到最终流向的状况。
记者调查发现，山东疫苗案中，庞某虽然没有冷链设备非法经营疫苗，但却可以“挂靠”在正规企业下运行，并且可以为问题疫苗提供正规发票，也就是业内通常所言的“走票”。
“大家都很关心流向问题，食品药监等相关部门将会在近日发布公告，里面应会明确告知疫苗的相关流向。”上述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
3月23日，国家食药监总局针对非法经营疫苗案再发通知，相关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应立即对上述药品经营企业进行调查，彻底查清产品的真实流向，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惩处。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调查结果将于3月26日前上报食药监总局，由食药监总局统一向社会公开。
监管漏洞
山东疫苗案并非孤例，近几年的疫苗招标黑幕、有毒疫苗等事件不断，疫苗问题为何屡禁不止？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目前公布的涉案名单大都是厂家、医药代表等相关人员，并无一个相关监管机构人员，但是，如果没有监管机构“放绿灯”，没有监管人员“保驾护航”，这些问题疫苗又如何能够堂而皇之地混迹市场5年之久？
“疫苗的整个行业运行和监管均存在漏洞，这里也就有了运作空间。”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一支二类疫苗大概需要途经生产厂家、经销商、各级疾控中心以及接种点等多个中间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监管漏洞，甚至不排除监管部门人员的参与、相关单位人员监守自盗。
2014年，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受理邱志远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案。邱志远，原来是揭阳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2007年至2009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插手揭阳市二类疫苗买卖业务，通过私人渠道替揭阳下属4县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利通过现金结算方式购得二类疫苗，然后加价销售给基层卫生院获取利润。
为什么疾控中心会以这种形式购买二类疫苗？记者了解获悉，虽说二类疫苗面向市场，但考虑到均衡利益，在多数地区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模式，即以县（区）级疾控中心为中转站，二类疫苗的来源，一部分从上级疾控机构购进，一部分自己购买，而这样的模式恰恰给问题疫苗提供了“温床”。
为此，有业内人士建议，第二类疫苗也应有“一类监管”，不仅如此，由于第二类疫苗离政府的视野更远、离市场更近，监管的难度要大许多，因此更应该得到监管部门的特别关照。假如不能将第二类疫苗纳入政府统一采购和配送，像第一类疫苗一样走官方路径，那么，就应该将第二类疫苗纳入重点监管目录，比第一类疫苗的监管力度更大，如此方能补齐第二类疫苗走市场路线所导致的监管短板。
除了监管体系自身的问题外，我国疫苗管理的问题和行政体制的设计同样有很大关系。根据2005年颁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负责疫苗监管的是食药监局，负责疫苗采购的是疾控中心（疾控中心的主管单位是各地卫计委），但是，从级别上来看，地方食药监局比主管疾控中心的地方卫计委要低半级。
也就是说，让下级机构去监督上级机构，这样的监管效果可想而知，疫苗问题为何屡禁不止也就没那么难以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