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的情况确实足够复杂：两任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均日后在副部级职位上落马；前山西常委统战部长白云也在这里干过3年副书记；副市长张中生、人大副主任郑明珠被查；十八大以来山西落马的7名省部级干部多数与吕梁有关系；当地有影响力的10多名企业主被带走；一段时间内，山西省纪委查处的干部中，落马时在吕梁任职的数量也居全省地级市之首。
吕梁是一个典型，山西腐败的典型。数字足够惊心动魄：从2014年9月到今年1月，山西全省立案超过2.8万起，处分超过3.1万人；查处的厅局级干部129人，县处级超过1500人。过去一年间，经过反腐，仅省管干部就缺编300人——如果你足够熟悉官场的规模，一个省能够配备多少这种级别的干部，那么这个查处比例应该说是相当惊人的。
作为革命老区，张纪中给吕梁拍了《吕梁英雄传》；出过王岐山都称赞的廉吏、出过如此多英雄儿女的地方，却因为煤炭而导致了“塌方式”腐败，其中的原因足以令人深思。
寻租
2014年，吕梁的GDP超过了1100亿。全市总面积的54.3%，都是四大煤田的范围。煤海山西总储量的15.26%都在这里，存储量高达404亿。
在煤炭日子好过的岁月里，大大小小的煤矿就如同开足了马力的印钞机。如今，在全国乃至全球煤炭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山西的经济也深陷困境。
看看数字就可知道：2012年，山西的GDP增速还是10.1%；2011年，则是13%；3年时间，数字一路下台阶，从8%、4.9%掉到了2.7%，排名全国倒数。
产能过剩、市场不景气，固然是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但贪腐对经济的破坏性，则是更致命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贪腐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当“润滑剂”的论调，简直不容一驳——哪怕当年的潜规则让经济得到了数字上的增长，其对经济的深层破坏却是更长久的。
王儒林是这样概括这种破坏作用的：“煤炭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都是采取政府决定的方式。这种做法很容易为官商勾结、巨额利益输送、非法获利等严重腐败提供土壤和条件。”
比如，利用煤矿的寻租，张中生左手权力右手钞票，既可以让亲信经营煤矿，也可以收钱后压下黑煤矿的安全事故；既掌握着煤炭的安全生产关停，也可以通过压低中间评估等手段，在煤矿整合中进行低价收购、利益输送。
而在侠客岛2014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到，山西的落马高官中，大部分都有过能源从业经历。
怎么办？王儒林提出的思路，是“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致力于打造公开化、公平化的市场环境，计划取消一级市场中对不同所有制矿业企业的差别化待遇”。正如今年两会王儒林所言，在这些案件和潜规则没有被打掉之前，永远是劣币驱逐良币，不是最优秀的企业拿到资源，而是最能送钱的企业拿到资源。
打掉之后呢？“山西的加快发展将面临巨大压力，而且将经历较长的艰难时期。”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煤炭一业，其后更有结构转型的问题。
干部
劣币驱逐良币不只在于经济领域，也在于政治领域。
十年前，时任山西省长于幼军曾经这样感慨治理非法煤矿的难度：“阻力不仅是几千个非法矿主，而是背后的干部，每个非法的矿没有十个八个基层党政干部和执法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保护伞，它是干不下去的”。
一个例子就足以引起思考：去年两会上被王儒林提起的“重灾区市”，从2010年到2014年9月，5年内重处的案件，只有4起，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人，涉案5万元。
